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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晨宇】全媒体时代的新闻教育:困境、进路与实践

点击数:6212017-06-05 16:58:58 来源: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教育一直处于“道器之争”的困境中。对于“道”的追求体现了新闻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追求,对于“器”的追求则体现了新闻学教育在实践技能方面与业界接轨的现实要求。在全媒体时代,传统新闻教育面临着媒介技术革新与媒介理念革新所带来的双重压力,在改革阵痛中不断求变。本文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所展开的尝试为个案,试图展现全媒体时代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困境、进路,以及实践中所带来的经验。

 

美国新闻学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期。1872年,美国政治家,时任《纽约论坛报》编辑的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首先提出将实践新闻学与人文学科或文理学科加以融合,形成一套完备的学院体系课程(单波,1998)。这一提议诞生于19世纪末美国社会转型的剧烈动荡中,背后蕴含着这样一种尝试:即试图调和并解决知性教育与职业培训之间的冲突。彼时,实践新闻的训练仍旧存在于报馆中的师徒关系范畴,将这一固有模式打破,则面临着至少两方面的阻力:在报馆一端,大学所强调的自由博雅教育是否可以适应实际的新闻工作需要,尚且存疑。在学校一端,新闻是否可以堪称一项“学问”,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能?实际上,当时一些美国大学对此表示拒绝,甚至有人认为新闻进入大学,只会降低大学的学术品格。

“道”与“器”之间的争论贯穿了20世纪美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历程。这一矛盾亦可被规划为人的存在(to be)与实践(to do)之间的微妙纠缠。新闻学教育进入大学,便一定会将新闻的实践话语改造为知性话语。这一矛盾延续到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恰好与进步主义运动相遇,被进步主义精神诠释,便造就了美国新闻教育初期的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这也就难怪维拉德·布莱耶(Willard Bleyer),这位素称美国新闻教育之父的新闻教育家,在他所设计的新闻教育体系中,将实践技能推至相对边缘的地位,首先强调知识储备、批判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单波,1998)。

 

道:新闻学发展的必然诉求

 强调“道”的新闻教育模式,在美国传统新闻教育中仍旧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其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大学本身对于人文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天然追求,进一步讲,也是大学对于维护和发展人文精神的一种天然使命。另外,这一传统同时也源于新闻学在大学体系中长期的边缘角色,也是新闻学者在与法律、哲学等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相互比较和抗衡的过程中,极力维护学科合法性的一种必要的追求。

2000年,著名新闻学者詹姆斯·凯瑞(Carey2000)对美国新闻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简要梳理,也同样指出了这一点:“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然而]人文科学对新闻学的鄙夷构成了将新闻学和人文学术研究分开的天然鸿沟 。”这一坦诚的说法在中国新闻学界也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与应和。中国学者郑保卫(2002)对此评论道:“有些人仅仅将新闻学停留在对媒体组织、媒体机构、传播技术、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上,而忽略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传授,忽略了对新闻传播中的人文精神的关照,从而使得一些人只是把新闻传播当成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单纯地追求新闻的技术性、工具性和实用性。”

2005年5月,卡耐基基金会与奈特基金会联合美国5所著名大学,推出了一项具有“卡耐基-奈特未来新闻教育计划”(Carnegie-Knight Initiative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其下属的特别工作小组针对新闻学院的人才培养问题发布了名为《宣言:新闻学教育的蓝图——培养21世纪新闻领袖的专业学院》(A Vision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Professional School for 21st Century News Leaders: a Manifesto)的纲领性宣言。宣言强调新闻学院应该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能,将其他人文学科融入新闻教育的培养方案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强调职业精神和新闻工作者对于公众和国家的职责(黄瑚、励嘉,2009)。这些观点,在某种角度上可以看做是对于詹姆斯·凯瑞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反馈。无独有偶,2005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五十年诞辰之际,全球近60家新闻学院共同签署了《北京共识》,将新闻教育的目标定义为“培养具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工作者。”(高钢,2007)这一共识亦将新闻教育中的人文素养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以上这些观点、文件,对于新闻学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即时的纠偏,具有重要意义。从逻辑上讲,器优于道的新闻教育模式,会产生出两种天然的问题:其一,它存在着将大学新闻学教育降格为新闻技能培训机构的危险。其二,大学新闻教育可能会变成为新闻输送媒体技术工人的管道。新闻媒体出于短期利益的需要,当然更希望接收可以迅速创造实践价值的“技术”人才。故而,“道”之于新闻教育的重要性,便由此可见一斑。

 

器:全媒体时代新闻教育的必然要求

在“道”的另一端,则是“器”,即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技能。从逻辑上讲,两者相互并不矛盾。进一步讲,按照学者朱清河(2011)的论述,“新闻职业是一个亦道亦器,融道器为一体的‘复合性’职业。”高等新闻教育也从未舍弃任何一方面的培养。道以载器,器以传道,按照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说法:“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

缺少“道”的“器”会失去灵魂,缺少“器”的“道”,则无处施展。在现实层面看,传统的中国新闻学教育在培养成果方面,恰恰是道重于器的。

从历史根源上说,中国新闻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复苏。80年代中国新闻工作者怀有浓重的救世情怀,不太强调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度造成新闻与文学的界限混乱不堪,新闻作品中充斥着文学色彩浓烈的煽情主义风格(周翼虎,2011)。90年代之后,有限的新闻专业主义借着电视媒体迅速发展的风潮逐渐崛起,但新闻记者的“文人救世情怀”仍旧蔓延。这种发展趋势并非优劣正误之辨,仅仅从客观上讲,反映出“道” 在中国传统新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从现实处境上说,在中国新闻教育中,“器”的培养一直以来都不尽如人意。这也导致中国新闻学教育在实践中遇到了相当多的阻碍。久而久之,大学新闻教育脱离业界实践与需要的特征也愈发明显。学者陈勇等人在全国12所高校新闻学院以及部分新闻媒体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对“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是否脱节”这个问题上,2/3的教师、学生和媒体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当前高校的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严重脱轨。“高校按自己的模式培养学生,新闻媒体则以自己的需求招聘员工”,各行其是、互不相干。在课程设置方面,这一调查的结果同样显示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失衡,纯理论课占到了 61.5%的比重, 实践操作课则仅仅为 9.7%,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则占据了28.8%(陈勇等,2008)。

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高校教师缺乏实践经历所致。因为高校教师准入制度所限,大部分新闻学院的老师都没有长期的媒体工作经验,在教学中难免隔靴搔痒。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高校新闻学院没有创办媒体的权限,仅仅可以通过身份模糊的学生媒体来间接与新闻实践接轨。最后,在媒体技术发展如此迅速的大环境中,教材的更新速度显然相对滞后,其知识体系、教学模式和理论前沿性都存在着相似的问题。正如学者张华(2013)所指出:“新闻业随时代的变迁和媒介技术变化而变迁的行业,它的主要特征和生命力所在是“新”和“做”。这就要求新闻教育随时跟上新闻业的发展步伐,不仅影响学生灌输最新的知识体系,并使其掌握最新的实践技能。”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高等新闻教育已然面临了巨大的现实危机。从微观层面的事实来看,很多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觉得“上了很多课,学不到什么东西”,“到媒体之后还要从新开始学习”。

中国高等新闻教育的发展自1999年开始提速,21世纪的最初五年中,全国新闻类专业总共增加了335个专业点,到了2009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到了877个(吴廷俊,2009)。这一发展趋势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仍旧还在增加。在很多教育类网站中,新闻学都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热门专业。但与此相对,这一学科的培养成果却普遍评价不尽如人意。新闻教育的危机也随着新闻学专业在中国的迅速扩张,而更加凸显出其紧迫性。

 

全媒体代的新闻业转

 与学界“道器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业界媒体技术的迅速更新换代,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危机。以英国为例。2006年,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颇具震动性的报道《谁杀死了报纸?》(Who Killed the Newspaper?)。这篇文章的开头如此写道:“1961年,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深沉地说:‘我认为,一家好的报纸,如同一个国家在和自己交谈一样。’十年之后,两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将尼克松总统赶下了台,纸媒的地位也因此蹿升。在报纸的鼎盛时期,它可以监督政府和企业担负起自己的职责,还可以为其他媒体设定新闻议题。但是在如今的发达国家中,报纸已经成为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一直以来,报业将文字卖给读者,再把读者卖给广告商,但这一模式在如今的社会中正在逐渐解体。”(Economist2006

实际上,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报纸的销售量就开始呈现下滑趋势。自1985年至今,全国日报和星期日报的销量已经下降了41%(大约1600万份左右)。低端的小报市场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在1985-2006年之间,这一市场流失了超过超过350万读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读者群体的萎缩。老一代喜欢读报的人逐渐消失,而新一代的青年人并不怎么热衷于这种休闲和获取知识的方式。在1986年,72%的青年人(18-27岁之间)每周至少会有三天阅读报纸,而这一比例在2006年下降到了42%Williams2009),这种下滑的趋势至今也没有任何扭转的态势。根据最新一份调查报告,除去《泰晤士报》之外,20146月的英国各大全国性日报销售量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太阳报》下跌了9.37%,《每日镜报》下跌了7.71%,《每日邮报》下跌了7.36%,《金融时报》的下跌幅度更是达到了14.68%。而《泰晤士报》的增长幅度仅为0.66%,换算成报纸份数的话,增长的幅度还不到3000份(ABCs2014)。在星期日报市场,所有英国全国性星期日报纸在20146月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无一幸免,下降幅度自2.53%12.81%不等(ABCs2014)。

互联网在英国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为英国报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全国性报纸来讲,互联网的崛起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年轻读者,同时也瓜分了很大一部分广告收入,2009年上半年,英国网络广告销售额第一次取代电视成为英国最大的广告媒介;地方性报纸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其广告业务如今受到了Craglist等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和eBayAmazon等互联网零售商的极大威胁。作为一种应对的措施,早在1994年,《每日电讯报》便首开先河创办了英国第一家报纸网站。然而,报纸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仍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探索。在最初几年中,网络报纸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一种相对简单粗暴的经济考虑,《每日快报星期日刊》的网站基本上就是最新一期报纸的头版,这个网站缺少互动性,只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去报摊购买报纸(Williams2009)。在之后的摸索中,越来越多的报纸尝试将网站与报纸相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闻载体。在英国的报纸网站中,当属《卫报》网站办得尤其成功。这家报纸于1999年建立的新闻网站theguardian.com,在2006年采取了“网络优先”的经营策略,通过建立自己的网站将服务从英国扩展到全世界。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卫报》网站的“全媒体”策略,即将视频、音频素材嵌入到文字新闻之中,让报纸编辑出境解说,或是派记者前往新闻现场进行拍摄。在20135月统计数据中,《卫报》网站位居英国报纸网站访问量第一,达到了月均820万人次,紧随其后的是《每日邮报》网站,月均访问量也达到了760万人次(Guardian2013)。

然而,英国报纸网站的快速发展并不能够解决广告流失的现状。即使在互联网平台中,报纸网站也很难依靠广告来获取利润。于是,报纸网站开始尝试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即“付费墙”(Paywall)。按照美国互联网研究者约翰·兰多夫(John Radoff)的解释,付费墙是一种将网站内容和用户分离开来的数字技术,读者只有在支付订阅费用之后才可以阅览网站上的全部内容,兰多夫将其比喻成“互联网上的柏林墙”(Radoff2009)。世界上第一个收费的全国性报纸网站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这份报纸自1997年开始便向网站的浏览者收取每年50元的订阅费。因为《华尔街日报》在金融数字、资料等方面的专业性,付费墙的设立并没有造成读者的大量流失,到了1998年,《华尔街日报》网站的订阅读者数量已经突破了20万人。

英国第一家设立付费墙的全国性报纸是《泰晤士报》。然而它却没有像《华尔街日报》那样幸运,自20107月起,访问《泰晤士报》网站的读者需要支付每周3英镑的费用。这一措施导致其网站读者迅速减少了2/3。《卫报》趁机吸引了大部分《泰晤士报》网站的读者,其特稿作者约翰·克里斯(John Crace)在《泰晤士报》网站宣布收费的当天发表博客写道:“欢迎所有《泰晤士报》的读者来到这里。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今天在你们醒来后发现不使用信用卡就无法阅读《泰晤士报》网站的内容了……但是在《卫报》网站上,我们可以提供所有你们想从《泰晤士报》中获得的所有信息,甚至更多,并且还是免费的。”(Guardian2009)在经历了最初的阵痛之后,《泰晤士报》网站的订阅人数开始逐渐上升,在2013年已经超过了15万人。不仅如此,其他一些全国性报纸在观望之后也逐渐开始采取付费墙策略。

以上仅仅是对于媒介融合时代英国新闻业转型的迅速扫描。所谓媒介融合,其萌芽来自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蒂在20世纪70年代的预言,他认为“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弓慧敏,2010)。这一概念的最早被提出要追溯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伊契尔·普尔,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张乔吉,2010)。从现实看来,媒介融合意指在现代数字化技术、 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等技术飞速发展的基础上,以信息消费终端的需求为指向,由内容融合、终端融合、网络融合所构成的媒介形态演化过程(蒋晓丽、任雅仙,2008)。

近些年来,媒介融合一直是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且持续升温。根据学者陈力丹等人的最新统计,“截止20141213日,CNKI上以‘媒体融合’和‘媒介融合’为关键词文章2146篇,而2013年为1314篇,2010年则为909篇。其中对纸媒的关注最多,其他依次为广电、门户网站、出版业,也有对微博式微的相关研究(陈力丹、雄壮,2015)”。

媒介融合所带来的新闻全媒体时代对于新闻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这一冲击也直接改变了高等新闻教育的图景。2005年,美国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也开设了新媒体专业,可以作为中外新闻教育转型的代表性尝试。

 

案例:北外-博尔顿全媒体新闻硕士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国内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重镇,从这里走出了杨澜、许戈辉、何炅等一大批活跃于国内外主流媒体的知名传媒精英。相比国内传统新闻院校,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历史尚短,于此而言,国际化传播人才既是学院建设之特色、根本,也是学院发展的突出优势所在。在“道”之层面,注重国际新闻、国际传播的理论建设;在“器”之层面,则注重培养可以在世界各地展开国际新闻业务活动,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新闻人才。

2011年起,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与英国博尔顿大学在国际化全媒体新闻人才的培养领域展开合作,这一项目的宗旨是传授学生系统的新闻专业知识和技能,使学生能够利用多种媒介平台从事新闻传播工作。同时,北外-博尔顿全媒体国际新闻硕士教育项目是国内首家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新闻教育硕士项目,培养高层次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多媒体新闻传播人才。

针对目前国内新闻教育所存在的一系列“脱轨”之现象,“北外-博尔顿全媒体新闻硕士项目”希望可以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概括而言,即在新闻教育的设计理念上着重以下几点:一是将全媒体作为培养计划的重点方针,二是大量引进业界一流新闻人才直接与学生互动、交流。

全媒体作为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应和了媒介融合时代的发展规律。早在2005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副院长布瑞安·布鲁克斯(Brian S. Brooks)便如此说道:“我们看到在美国对记者编辑的需求有了变化,需要培训一些技能融合的记者编辑。我去了堪萨斯一家重要报纸,他们说希望能招聘到能够报道超级碗体育盛会和美式足球的记者,给报纸写个故事,再给网络写个不同的故事,还能为网络做一些视频、音频的节目……我们从没有训练过这样的学生,因为我们总是培养报纸记者、杂志记者,现在需要培养跨媒体的记者了。我们要开设一个将各种媒体融合在一起的新方向来培养这样的人才。”(蔡雯,2009)然而,目前中国传统新闻教育仍然在这一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和鸿沟,诸多调查表明,在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对于新媒体手段和技能的掌握明显不足(参见孙宜君、刘进,2012)。

在全媒体时代的考虑上,“北外-博尔顿全媒体新闻硕士项目”试图在课程体系上做出创新。整个硕士项目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学期注重全媒体基本技能的培养,兼顾Skype形式进行教学的理论课程。第二学期学生与教师共同完成属于自己的多媒体媒体作品,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媒介工作能力,第三学期则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项目的工作。以第一学期为例(见表1),课程融合了基础的新闻写作和较新出现的社交媒体、信息图等媒介表现形式,利用十二周的时间近距离与学生分享媒体工作的基本技能。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非常重要的理念,一是全英文教学,在招生方面突出中外学生的混合搭配,这是培养国际化传播人才的另一个重心;二是课程的自然更新,在媒介演化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的时代中,这也是必然的要求。

 

Week 1

Photography & Photo editing

Week 7

Infographics

Week 2

Multimedia storytelling & Photo editing

Week 8

Digital platforms

Week 3

News & feature writing

Week 9

Social media

Week 4

Audio

Week 10

Family project

Week 5

Video

Week 11

Reading week

Week 6

Cinematic video

Week 12

Assignment week

1:“北外-博尔顿全媒体新闻硕士项目”第一学期课程安排

 

在教学内容之外,“教育者”角色的选定也是极为重要的考虑因素。我们希望学生可以有机会与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流新闻工作者“零距离”接触,掌握业界一手的技术、信息和材料。为此,我们聘请了D. ClarkS. SharronD. Campbell三位业界、学界优秀的从业者负责教学任务。除此之外,我们也大量邀请中外新闻业界精英全程参与教学工作。这些记者来自英国《经济学家》、《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华社等新闻机构(见表2)。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做出的一些创新,例如对于全媒体时代各种媒介理念与技术的培养。创新之外,回归也是非常重要的,具体而言,便是回归作坊式的教学形式,这种回归意味着每个老师都会单独跟学生进行沟通,来做项目,手把手地教你怎么做事情。

 


 2:“北外-博尔顿全媒体新闻硕士项目”师资情况



在学生的学习成果一端,他们的作品会以网页的形式,包括文字、视频、图片等,来进行展示。可喜的是,其中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话题,比如关于中国失独家庭的采访,被分为非常多的部分,通过视频、文字等全媒体的形式呈现。这一硕士项目开办以来,已经一些学生在工作中荣获国际奖项,其中包括“英国年度新闻摄影师”新闻类一等奖、“乔治•波尔卡新闻奖”视频报道奖、“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多媒体奖项”专题纪录片三等奖、国际摄影中心无限奖、海外记者俱乐部摄影奖72小时突发新闻事件报道奖等等。

“北外-博尔顿全媒体新闻硕士项目”是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国际化新闻人才培养方面所做出的一次尝试。我们希望可以在师资配比、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等方面尝试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在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的压力下,新闻教育既需要在“道”的层面继续推进,也应该在“器”的层面紧跟时代潮流。器与道并不相互违背,反而相互映照。新的“器”,更需要不同的“道”来解释和引导。全媒体时代需要新闻教育推陈出新,更需要高等新闻教育走出去、请进来,打破学界与业界的壁垒,相互交融,彼此开放,才可以使新闻学专业的学习者更加受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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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董晨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邮编100089,电子邮件:dongchenyu@bf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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