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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伟】近年来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转向和趋向

点击数:3512018-02-12 00:00:00 来源: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通过文献资料调研、数据统计和逻辑分析等方法, 对2010-2015年出版的与体育传播研究相关的46种国际学术期刊的773篇论文、3 231本论文集和著作 (不含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 的分析, 厘清国际体育传播研究在进入21世纪10年代之后的5个显著的转向, 即从媒介体育研究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传播研究;从量化研究为主转向多渠道、多方法的研究;从传播学经典范式研究转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范式研究;从文字传播主导转向影像传播研究;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研究。研究提出当前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的5个趋向, 即英语中心主义和西方体育项目主导的趋向突出;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趋向突出;关注女性主义题材的趋向突出;关注体育明星题材的趋向突出;强调全球化、后现代和全媒体语境的趋向突出。

关键词:体育传播; 国际; 转向; 趋向;


1 前言

在较长时期里, 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是新闻传播学和体育学研究中不被重视的部分。按照美国学者劳伦斯 · 文内尔 (Lawrence Wenner) 的说法, 由于传播学界长期忽视体育领域的研究, 因此, 体育学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屏蔽了传播学研究[48]。体育传播研究是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向。在体育新闻学、体育与媒介研究和体育传播学的关系上, 体育新闻学隶属于体育与媒介研究, 体育与媒介研究从属于体育传播学[12]。

1.1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发展和现状

虽然出现时间并不晚, 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长期停留在对体育媒体的研究, 广义概念上的体育传播学研究一直滞后于体育新闻学和体育与媒介研究。进入21 世纪以后, 随着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逐渐成熟和发展, 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 一举超越了之前勃兴的体育新闻学和体育与媒介研究。国际体育传播领域的学术论文、论文集和著作层出不穷, 该研究领域的学者正逐渐从传统的传播学和体育社会学领域抽离出来, 逐渐成为专业研究人员。英文期刊《体育媒介学刊》Journal of Sports Media、《国际体育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和《传播与体育》Communication &Sport从2006年到2013年相继诞生, 中英文的《现代体育传播》也于2014年创刊。不仅如此, 体育传播领域内的国际学术组织也开始出现。2012 年, 国际传播与体育学会成立, 在短时间内吸引了来自北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数百名学者入会。与此同时, 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果说2006 年由阿瑟 · 雷尼 (Ar-thur Raney) 和时任国际传播学会会长的詹宁斯 · 布莱恩特 (JenningsBryant) 主编的《体育与媒介手册》[35]是当时体育与媒介研究的集大成作品的话, 那么诞生于21 世纪10年代的几本新作宣告着相关研究已经完全步入体育传播研究阶段, 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美国学者保罗 · 彼得森 (PaulPederson) 组织全世界10 多个国家的70 多位学者编撰的《鲁特莱奇体育传播手册》于2013 年出版, 另一位美国学者安德鲁·比林斯 (AndrewBillings) 编纂的《鲁特莱奇新媒体与体育手册》在2014 年出版。这两部论文集的问世是体育传播研究领域迈入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1.2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根据传播学者徐开彬的观点, 跨文化传播学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有防御和适应两种。防御态度把差异视为误解和冲突等问题的来源, 适应态度在避免误解和冲突的视野内看待差异, 试图适应对方的文化[13]。中国的体育传播研究起步较晚, 与西方体育传播研究的交融始于2008年前后。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为配合北京奥运会的召开, 于2007年举办过“全球化体育事件与体育传播”国际学术会议, 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随后, 该中心还曾在SSCI期刊《国际体育史学刊》上组织专栏稿件。但这一系列学术研究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即告一段落。在2011年首届成都国际体育传播高端论坛进行时, 参会的国际嘉宾中云集了国际体育传播研究领域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几位学者。但当时他们研究的视域和方法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与此同时, 中国学者的观点也很难引起国际学者的共鸣。当时中西学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主要是防御层面。到2013 年第2 届高端论坛进行时, 中外学者之间已经能够产生互动并且有深度的融合, 中国学者开始介入到国际体育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国合作, 钟新、郭晴、唐建军、魏伟等先后参与体育传播“国际纵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多位国内从事体育传播研究的青年学者到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等国从事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 更有一批海外华裔学者加入到国际体育传播研究队伍中来。到2015 年第3 届高端论坛时, 国际学者已经纷纷开始重视这一东西方研究的重要场所, 中国学者逐渐成为国际体育传播领域的重要力量。但是, 我们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 中国体育传播研究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还存在相当明显的差距。那么, 进入21 世纪10 年代之后,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究竟有哪些新动态、新方法、新观点?中外体育传播研究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层面上? 跨文化传播的差异与文本间性如何呈现? 这些问题可能是困扰中国体育传播学者的一些重要问题, 也成为本研究的缘起。

在过往的国内研究中, 对体育传播类研究展开数据库和学科分析的研究相对缺失。不过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值得借鉴。郑海燕对1995-2004 年期间中国学者在SS-CI、A&HCI和ISSHP上的10 年发文状况开出了22 份报告[16], 这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模板。高奎亭等对1975-2010年之间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在SSCI和A&HCI期刊发文的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6],得出的结论是国内研究主要是以香港地区的学者为主, 国内体育科研的国际化道路还很漫长。张志安和贾鹤鹏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在SS-CI期刊上的发文情况展开过研究[15], 发现进入2010 年之后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实现了较大的突破。王贤文等对SSCI期刊中人文地理学期刊的分析运用到了布尔逻辑运算[9],具有较强的量化研究色彩。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地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正稳步提升。曹树金等通过对1998-2014 年期间SSCI和CSSCI数据库中知识图谱的研究[3],厘清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流派和发展趋势。从这些研究不难发现, 国内人文社会领域研究者对于国外期刊, 尤其是SSCI和A&HCI核心期刊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与西方学术界交流融合, 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日益成为中国体育传播学者努力的方向。


2 研究路径与方法

本研究在笔者之前对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基础之上, 通过对2010-2015 年出版的《国际体育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体育媒体学刊》Journal ofSports Media、《传播与体育》Communication &Sport、《大众媒介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体育与社会事务学刊》Journal ofSport & Social Issues、《社会中的体育》Sport inSociety、《体育社会学学刊》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足球与社会》Soccer & Society、《国际体育史学刊》Th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欧洲体育社会学学刊》European Journal for Sport and Society、《体育史》Sport in History、《体育史评论》Sport HistoryReview、《体育哲学学刊》Journal of thePhilosophy of Sport、《体育、伦理与哲学》Sport,Ethics and Philosophy、《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闻学》Journal-ism、《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电视与新媒体》Television & New Media、《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Society、《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写作传播》Written Communication、《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媒介传播中的批判研究》Critical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of Communication、《中国传播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欧洲传播学刊》Europea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与批判/文化研究》Communication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传播专著》Communication Monographs、《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介学刊》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大众媒介伦理学刊》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聚合:国际新媒体技术研究学刊》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New Media Technologies、《连续:媒介与文化研究学刊》Continuum:Journal of Media& Cultural Studies、《国际传播公报》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国际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欧洲传播研究学刊》Communic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国际语言与传播障碍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传播障碍季刊》Communication Disorders Quarterly、《语言与跨文化传播》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社会学》Sociology、《英国社会学学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等46 种期刊 (其中39种为SSCI或A&HCI来源期刊) 中的773 篇体育传播研究的论文和worldcat系统检索主题为 “体育传播”的3 231本论文集和著作采用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 将研究对象进行归类整理。检索时间截止至北京时间2016年1月15日。

研究表明, 进入21 世纪10 年代之后,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较之以往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国际传播与体育协会的成立, 相继于2006 年、2007 年和2013 年发刊的《体育媒体学刊》、《国际体育传播学刊》和《传播与体育》使体育传播的研究逐渐脱离过往传播学和体育社会学等母学科的束缚, 研究更加独立和专业。《传播与体育》主编劳伦斯·文内尔教授指出, 今天的体育传播研究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包括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融会贯通[45],较少刊载体育类论文的《社会学》[37]和《英国社会学学刊》[26]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推出了伦敦奥运会专辑和足球与媒介关系的特刊, 组稿的影响力相当大;另一方面, 多学科的融合也让体育传播研究朝着更加宽广的视野、更深入的发展方向前行。在前进的过程中, 体育传播研究较之以往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向, 有较为显著的趋向。


3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五个转向

通过研究中的数据表明, 2010—2015 年期间,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存在5个转向:从媒介体育研究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传播研究;从量化研究为主转向多渠道多方法的研究;从传播学经典范式转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文字传播主导转向影像传播研究;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研究。

3.1 从媒介体育研究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传播研究

在这一时期的体育传播研究中, 公共关系传播、迷群问题和传播心理研究等领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有取代过往单纯研究体育新闻规律和媒介与体育关系研究的趋势。其中, 公共关系传播研究和传播心理研究从数量上分别占据9.2%和11.5%。体育迷群研究逐渐成为体育传播研究的重点, 占据总量的8.7%。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瑞典人罗伊·克罗威尔 (Roy Krvel) 和索雷 · 洛克斯沃德 (ThoreRoksvold) 主编, 以欧洲学者为主体完成的论著《我们热衷互相憎恨:媒介化足球迷文化》[31]。该研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解构了体育迷群, 是一个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美国学者大卫 · 苏特拉 (DavidSutera) 从电子媒体时代体育迷的特征出发, 对2.0时代体育迷在社交媒体的表现展开研究。[42]这一学术成果成为了体育迷群研究的又一个经典范例。

3.2 从量化研究为主转向多渠道多方法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 量化研究的比例从过往的占压倒多数逐渐萎缩, 即使在量化研究的大本营北美地区也是如此。在2010-2015年期间, 《国际体育传播学刊》共发行24期223篇论文, 论文数量居所有学术期刊之首。该期刊发表的论文中, 量化研究的比例在54.7%左右, 较之2010 年之前下降了7.5%。美国学者的发文比例在61.9%。《体育媒介学刊》共发行12 期共87 篇论文。其中, 量化研究的比例达66.7%, 较之2010 年之前下降了8.1%, 美国学者的发文比例在93% 左右。由于该期刊在2012年更换了主编, 由学者变成了原业界从业者, 因此, 在论文题材和内容的选取上有较大的变化。《传播与体育》是国际传播与体育协会的会刊, 由前《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和《体育与社会事务学刊》主编劳伦斯 · 文内尔担任创刊主编。该期刊自创刊以来共发行11 期76 篇论文。论文中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类的论文占47.4%, 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在其创刊号中汇聚了文内尔、大卫 ·洛弗 (David Rowe) 、保罗·彼得森、史蒂芬·杰克逊 (Steven Jackson) 、阿瑟·雷尼、雷蒙德 · 鲍耶 (Raymond Boyle) 、加里·万内尔 (GarryWhannel) 、迈克尔 · 里尔 (Micheal Real) 和托尼·布鲁斯 (Toni Bruce) 等长期从事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专家学者的作品。《传播与体育》虽然创刊时间短, 但已经成为众多体育传播研究学者重要的学术阵地。

如图1所示, 在所有773 篇论文中, 量化研究的论文数量是278篇, 只占据总量的36%。质性研究的比例在逐渐加大, 质性与量化结合的研究比例也在提升。批判性研究有74篇论文, 占总量的9.6%。通过研究不难发现, 跨学科、多渠道、多方法的研究显著增多。




图1 2010—2015 年国际体育传播期刊中学术论文研究方法使用比例示意图 (有交叉) Figure1. Use Proportion of Academic Papers’Methodologies


3.3 从传播学经典范式转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范式

文内尔认为, 当下的媒介体育研究已经被“媒介化”和“体育化”的逻辑影响[44]。如图2 所示, 2010 至2015 年,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从文学、文艺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历史学、符号学、叙事学、阐释学、现象学、修辞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体育传播研究的学者和成果越来越多。研究从过往较为单一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主体开始逐渐向人文科学渗透, 甚至有向自然科学跨界的趋势, 学科“杂糅”的特点已经显露无疑。在《传播与科学》的创刊号上, 来自6 个国家的16 位学者分别从媒介化与文化研究、国家与全球化、奇观与重大赛事、制度与策略、传播策略与管理、民族志与组织、报道与记者、新闻学与数字文化、广告与营销文化、男人与男性化、女人与女性化、异性恋与性别认同、名流与民族、欣赏与性格、迷群与社会关系、阅读体育与叙事伦理16 个层面对传播与体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述[46]。这是体育传播研究领域大幅度拓展的一个佐证。但事实上, 即便是这16 个领域, 仍然无法完全涵盖体育传播研究的全部维度。

21世纪10年代之后, 体育传播研究多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两本厚重的论文集。《鲁特莱奇体育传播手册》是2013年由《国际体育传播学刊》创刊主编保罗 · 彼得森教授集聚了11个国家和地区的77 位学者出版的、共5部分50篇论文的体育传播研究著作[33]。研究涵盖了当前体育传播研究的前沿、方法论等基础理论, 具有国际视野, 因此成为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经典著作。《鲁特莱奇体育与新媒体手册》是安德鲁·比林斯和玛丽·哈丁 (Marie Hardin) 于2014年出版的有关体育与新媒体研究的前沿著作[18]。研究共分为5 大部分共31 篇, 基本上囊括了当前体育与新媒体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内容。这两部作品的问世是体育传播研究转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标志。




图2 2010—2015 年国际体育传播期刊中学术论文学科分类示意图 (有交叉) Figure2. Subject Classification Chart of Academic Papers  


3.4 从文字传播主导转向影像传播研究

较之文字传播, 影像传播更容易融入异质文化, 因此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相对容易输出意识形态的部分。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认为, 现代社会空间完全浸透了影像文化, 萨特式颠倒的乌托邦空间, 福柯式无规则无类别的异序, 所有这些, 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 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 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5]。因此, 体育影像尤其是电视体育的跨文化传播成为各国各地区展开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场域[10]。

从2010年开始, 有关体育影像传播, 尤其是电视体育传播的研究有增无减。比利时学者汤姆·埃文斯 (Tom E-vens) 、英国学者佩德罗斯·伊奥斯菲迪斯 (PetrosIosifidis) 和保罗·史密斯 (Paul Smith) 的《电视体育转播权的政治经济学》[25]对近期电视体育转播权展开了学理研究, 既有深度也有广度, 不啻为体大思周的研究。杰伊 · 谢雷尔 (Jay Scherer) 和大卫·洛弗主编的《体育、公共广播电视与文化公民权:失落的信号?》[39]对电子时代逐渐式微的体育广播电视的发展现象和前景展开理论探讨, 十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对体育媒介中的文化公民权问题展开了反思和批判性的思考。布雷特 · 哈钦斯 (Brett Hutchins) 与大卫· 洛弗有关电视体育的讨论还延展到了新媒体的领域[29],这在之前的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美国学者丹尼斯·丹宁格 (Dennis Deninger) 对电视体育背后的神话进行了梳理, 他的研究《电视上的体育:你所看到的怎样和为什么》[24]兼具业界的专业性和学界的学理性, 是对过往研究的深入探讨。从研究总量上来考察, 在跨国跨文化研究中, 影像传播和多媒介传播研究的比例已经明显高于文字传播。

3.5 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研究

在这一时期内,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研究的趋势比较明显。在被统计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 体育新媒体研究占据的比例达到25.2%, 几乎已经可以与包括平面和广电等传统媒体研究的26.3% 等量齐观。尤其在进入2014 年之后, 体育新媒体研究的总量已经超越传统媒体, 这一转向在短期内也许是不可逆的。

有关新媒体与体育的关系、法律法规问题、道德问题都成为了体育传播学者的研究议题。澳大利亚学者布雷特·哈钦斯和大卫 · 洛弗编纂的《电子媒介体育:网络社会的技术、权力和文化》[28]借用十几位文化和传播学者的智慧, 对体育新媒体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展开探讨, 是一部兼具理论性和时效性的重要论著。学者卡特里安 ·列斐伏尔 (Katrien Lefever) 的《新媒体与体育:国际法律视角》[32]从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探讨了新媒体与体育的关系问题。体育电子游戏是近十年来体育传播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在2010-2015 年内, 有关体育电子游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米亚 · 康萨尔沃 (Mia Consalvo) 、康斯坦丁 · 米特古奇 (Kanstantin Mitgutsch) 和亚伯拉罕·斯泰恩 (Abraham Stein) 主编的《体育游戏》[23]对有关体育电子游戏的基础理论予以观照, 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安德鲁·比林斯和布罗迪· 鲁伊里 (Brody Ruihley) 撰写的《体育经纪游戏产业:游戏中的游戏》[19]对方兴未艾的体育经纪游戏进行了系统研究, 该研究也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的突破。


4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5个趋向

通过研究不难发现, 2010年之后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的趋向比较明显。这种趋向大体上可以归纳为5 个特征, 即英语中心主义和西方体育项目主导的趋向突出;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趋向突出;关注女性主义题材的趋向突出;关注体育明星名流题材的趋向突出;强调全球化、后现代和全媒体语境的趋向突出。

4.1 英语中心主义和西方体育项目主导的趋向突出

美国学者罗兰 · 罗伯森 (Roland Robertson) 清晰地指出, 所谓的“全球性”仍然被默认为是在西方视角下[7],西方中心主义、英语中心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在21 世纪10年代后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 英语论文和著作的比例在86.8%左右。多数母语非英语的专家学者也希望通过在英语期刊和论文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导致这一趋向还在不断加剧。在非英语研究中,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欧洲语言相对较多。根据作者对国内 (不含港澳台地区) 著作和论文的不完全统计, 2010-2015 年国内共出版体育传播类著作和论文集69 本, 发表体育传播类学术论文127篇, 较之2000-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与英语研究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

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 (John Tomlinson) 认为, 文化帝国主义是全球化文化传播中的主要表现形态。进口的文化产品中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8]。文化帝国主义汇集了一系列主导话语:美国主导欧洲, 在世界上西方主导非西方, 核心主导边缘, 现代世界主导迅速消失的传统世界[14]。事实上, 即使在欧洲, 由美国人主导的棒球、篮球和冰球也是青少年热衷的体育运动。在今天的中国, 多数青少年热衷的体育文化源自NBA和欧洲足球。在2010—2015 年这一周期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 足球、网球、橄榄球、高尔夫球、棒球、冰球等由西方主导的体育项目仍然占据明显的优势, 这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根据德国学者托马斯 · 霍尔基 (Thomas Horky) 和荣格-乌韦 · 尼兰德 (Jrg-Uwe Nieland) 的研究, 在国际体育媒体中, 报道比重最大的是足球, 几乎占到41%, 接下来依次是网球 (8%) 、英式橄榄球 (5%) 、板球 (5%) 、冰球 (5%) 、自行车 (4%) 、篮球 (4%) 、澳式橄榄球 (3%) 、高尔夫球 (3%) 和马术 (2%) [27]。




表1 2010—2015年国际体育传播类论文集和著作中各语种出版情况对比一览表Table 1 Comparison of All Languages in Monographs  


当然, 我们也要看到, 在这一时期,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的跨国跨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多家学术期刊、多本论文集和著作都吸纳了跨国跨文化研究, 而且这种跨界研究不再只是过往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携手”,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西方学界中具有“东方元素”的学者也开始发声, 这对国际体育传播学界从一种声音走向多声部具有重要意义。据不完全统计, 在2010 至2015 年期间, 有中国籍学者参与的国际学术论文和研究就超过14 篇 (本) , 3 位中国学者在相关国际学术期刊中任职或担任编审, 这为中国学者在国际传播领域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4.2 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趋向突出

从2010年到2015年,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的西方意识形态主导趋向比较显著。著名学者爱德华 · 萨义德 (Edward Said)指出, 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 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 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就是把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他认为, 西方文化的特点, 就是要求对西方知识的学习或对非欧洲世界的表现, 既是对那些表现的研究, 也是对它们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研究[2]。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21世纪10年代之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研究, 甚至包括大多数东方学者的研究, 它们试图表达的仍然是一种承载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政治观点。这种趋向在长时间内可能很难逆转。美国学者金伯利 · 比塞尔 (Kimberly Bissell) 和史蒂芬·佩里 (Stephen Perry) 对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展开研究, 出版了《奥运会、媒介与社会》[20]论文集, 这一组研究比较具有针对性, 但在研究中还是流露出较为明显的西方意识形态中心论的倾向。

东方学者对于这一趋向并非没有关注, 对身处这种弱势地位也不乏抗争。这种抗争方式表现为在西方体育传播学界的期刊、著作和论文集中阐发具有东方视角的论述和观点, 一些国内学者尝试在对外传播研究中输入本土价值观。在英文期刊《国际体育传播学刊》对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江和平的访谈中, 笔者将江和平在央视体育频道栏目布局中典型的传统中国文化思潮给予了较为明确的阐释[43]。国内目前具备核心品牌效应的职业联赛中, 还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心体育赛事, 没有主导价值形态的体育项目出现在奥运会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直接影响到国家体育软实力的提升[11]。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包括龙舟大赛、武林大会等赛事和栏目都打上了比较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但由于这些栏目目前的国际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需要进行更多的推广和传播。

在当前的国际学术合作中虽然已经有来自中国的声音, 如目前钟新[41]、郭晴[17]、唐建军[49]和魏伟[40]等但在所参与的国际合作研究中, 还无法主导研究的进程和价值取向。国内学者中蒋俏蕾的研究相对独立, 但研究内容还是香港地区的四家报纸媒体对于北京和伦敦奥运会金牌运动员的报道[34]。笔者参与的由德国学者牵头的2014巴西世界杯电视转播的跨国研究, 更是由于中国队的缺席, 导致中国内地的数据和结果无法公诸于众。

4.3 关注女性主义题材的趋向突出

在2010年之后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 与女性主义和性别主义相关的主题占据研究总量的38.7%。与之相对应的是, 与男性气概相关的主题不到女性主义的三分之一。而且, 女性主义题材的研究者从过往的以女性学者为主逐渐转为男女学者共同关注。托尼 · 布鲁斯等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下奥运会中女性运动员的媒介呈现的研究[22]清晰无误地展示了这一趋势。韩裔美国学者朱米云 (Rachael Miyung Joo) 的《跨国体育:性别、媒介与环球中的韩国》[30]不仅勾勒了全球化时代下韩国体育媒介的概况, 而且从女性视角对性别问题予以特殊的关注。以女性主义和性别主题为题材的研究有时与其他方法的研究同时展开。根据托尼·布鲁斯的研究, 过去单纯研究女性在体育媒介中的弱势呈现到今天已经逐步发展到体育媒介中的性属研究等[21]。从发展趋势来看, 由于女性主义、性别主义问题在体育界部分区域有较为集中的呈现, 因此这一题材的研究在今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4.4 关注体育明星题材的趋向突出

明星是当代体育的重要符号载体, 在体育研究中历来占据重要的地位。尽管体育明星的传播研究已经不再新鲜, 但在此期间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仍然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尤其是体育明星在从巅峰到低谷的过程中采取的危机公关策略成为了体育传播学者关注的焦点。由劳伦斯·文内尔主编的《坠落的体育明星、媒介与名流文化》[47]集纳了数十名体育传播学者, 对世界范围内体育明星展开研究, 成为近期研究的一个热点。该书已经被译介为中文出版。由康奈尔 · 桑德沃斯 (Cornel Sandvoss) 、加拿大学者迈克尔· 里尔和以色列学者阿里娜 · 伯恩斯坦 (Alina Bernstein) 主编的《身体话语:体育明星、媒介与全球公众》[38]也集纳了十余名学者对体育明星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体话语问题展开研究, 批判的意味比较浓厚。从发展趋势来看, 作为研究热点的体育明星题材仍将保持温度, 并且可能与更多学科融合, 诞生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4.5 强调全球化、后现代和全媒体语境的趋向突出

在这一时期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 突出强调全球化、后现代和全媒体语境的几乎占据研究总量的52.4%。这一方面指明了当前学术研究的主流导向, 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国际体育传播研究没有脱离母学科的影响, 缺乏学术自信和独立性。从这一时期有关体育传播的多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来看, 几乎都冠以 “全球化时代”、“全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等语境, 不少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都受其影响。澳大利亚学者大卫 · 洛弗是体育全球化研究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的《环球媒介体育:流、形式与未来》在自己过往研究的基础上, 用全球视野梳理了媒介体育在新时期发展的特征和未来走向[36]。这一趋向体现出了国际体育传播研究顺应时代发展、贴近现实的特性, 但也使得研究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受到其他学科研究者的质疑。从体育传播研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所占据的比例和引用率不难看出, 这一研究领域仍然处于传播学和体育学的边缘层面,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 结语

通过研究不难发现, 21 世纪10 年代之后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发生的5个转向和5个趋向较为显著。5个转向表现为从媒介体育研究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传播研究;从量化研究为主转向多渠道多方法的研究;从传播学经典范式转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范式;从文字传播主导转向影像传播研究;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研究。5个趋向具体呈现为英语中心主义和西方体育项目主导的趋向突出;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趋向突出;女性主义题材的趋向突出;体育明星题材的趋向突出;强调全球化、后现代和全媒体语境的趋向突出。这些趋势的形成既有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历史原因, 也有跨国跨文化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原因, 更基于全球文化一体化和本土化同时滋长的时代背景。这些转向和趋向有些是可以逆转的, 譬如女性主义和体育明星题材为主导的研究趋向;但多数是不可逆的, 例如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研究, 它们是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基本规律。

本研究意图不以个人色彩得出结论, 但在全球本土化的今天显然无法完全达成。研究冀望为后续研究提供相应的路径和方法。后续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挖掘相关研究领域是如何从早期的体育新闻研究, 转型到后来的媒介体育研究, 再发展到今天的体育传播研究的;还可以对《国际体育传播学刊》、《体育媒介学刊》和《传播与体育》等单一期刊进行周期性研究, 对某一类型著作或论文集进行对比研究, 对本研究中提及的内容进行更为细致的归类和梳理, 对相关学派进行谱系学研究, 对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系统研究。

在传统意义上, 体育传播研究是体育社会研究和体育人文研究领域中较为边缘的部分。但进入21 世纪10 年代之后,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 互联网正在逐渐消解传统文化的格局, 解构人们惯常的生活秩序, 并试图藉此重构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这种大背景下,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领域正在迅速地去边缘化, 试图扩大传统体育研究核心领域的外延, 通过全方位地介入体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 实现体育学和传播学研究的重新布局。这一趋势在国际体育传播领域已经逐渐凸显出来, 但目前在国内研究领域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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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体育科学》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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