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绝大多数对知沟假说的历史书写都集中在其智识进展的回顾之上。换言之，这些综述都在尝试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知识议题，是如何被制造、使用和升级的？然而，借用美国研究者杰夫·普利(Jeff Pooley)的观点来讲，大部分综述性文献都趋向于强调一种新科学的进步性演变，本质上充满了掩饰性和辉格主义特征，其效果和功用更多是“范式的继承、推广和模仿，而非反思和批判” (Pooley, 2008: 3) 。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播学界掀起了一股重写传播学史的浪潮，旨在从根本上反思这种图腾崇拜式的教规书写，更多将理论还原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学科建制之中，重新关注知识议题“为什么增长，又如何增长”的问题。对知沟假说这一经典研究议题而言，上述几个方面的反思至今仍旧十分贫瘠。

基于这一情况，本文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沟假说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研究议题的“成名”之路。具体而言，本文采取一种外部主义和内部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知沟假说研究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知沟假说为何可以从众多相似的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项传播学经典研究议题？

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学史可以被分为两种书写策略，分别为智识史与传记史 。智识史聚焦于知识的逻辑演化，即传播学理论的背景、起源、范式、问题、方法和主张等。传记史则聚焦于个体研究者的生平传记和研究经历，这种书写方式试图进入到研究者的生活世界，对其个性、经历、信仰等因素进行考察。这两种写作策略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智识史固然有助于塑造整个学科的身份认同和理论共识，但它对于理论史的解读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传记史则表现出这样一种认识论倾向:传播学研究的进展是必然和偶然相交织的产物。它放大了个体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本质上凸显了“伟人创造历史”的历史观。

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传播学界开始出现了一种重写传播理论史的努力。这一努力尝试脱离编年史和伟人史的考察策略，将学术界视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子系统，从“学术演进”的讨论转向为“社会关系”的讨论，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情境的互动关系(即外部主义取向)，也包括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内部主义取向)。

外部主义和内部主义的研究策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两种传统历史书写的弊端。外部主义取向不满智识史过于注重思想对于社会的作用，与此相反，它采取一种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视角，试图将理论重新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关注社会存在因素对于思想的价值。内部主义取向拒绝接受传记史中所强调的某一位研究者的伟人光环，而把研究者还原到学者之间所建立的“无形学院”之中，考察学者之间的“非正式讨论、合作发表论文情况、教师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同事对研究问题和研究技巧产生的影响”。本研究旨在将外部主义与内部主义相结合，重新考察1970年至1979年间，知沟假说研究领域内的文献与整个美国时代背景的相互映照，以及这些文献间的内在勾连。

于此，本研究借用格里菲斯和穆林斯的研究思路，通过社会语境和文献文本的分析，辅之以对知沟假说提出者之一菲利普·蒂奇诺教授的邮件访谈，去考察“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研究议题的成名之路。本研究先从外部主义视角出发，探讨知沟假说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的关系，即将1970年蒂奇诺等人所发表的知沟假说研究放置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政治语境中，探寻知沟假说研究的社会政治资源。同时，本研究还要回到知沟假说所栖身的学术体制和这一研究领域精英的互动之中，考察知沟假说在学术界的知识扩散：为什么是知沟假说，而不是其他类似的研究假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引发大量研究者的兴趣，并不断生产出后续研究? 

为什么明尼苏达小组的三位研究者会在1970年采取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关注知识差距问题，进而提出了知沟假说?

按照蒂奇诺本人的回忆，知沟假说最初的研究设想和部分数据，实际上源于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进行的多项研究。其中之一是他的博士论文《美国成年人口中的传播与科学知识》，另一个则是他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一起进行的有关“信息扩散”的研究项目。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蒂奇诺来到明尼苏达大学，担任新闻与大众传播学助理教授，并在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实验站进行科研工作。1970年发表的知沟假说研究，也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实验站27-18项目的资助。 

纵观明尼苏达小组的早期合作，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研究脉络，即“农业社区的信息传播”。和当时很多研究小城镇和农村问题的学者一样，他们关心“具有某个具体社会目的的传播行为——提升居民健康、告知农民新技术和食品生产技术，以及增强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理解等”。这种研究兴趣恰恰回应了战后美国农村社会学的一项重要议题：农业创新技术的社会扩散。如果说创新的扩散理论探讨了创新的社会流动过程，那么，明尼苏达小组所做的事情，就是向前更进一步，探讨创新的社会流动结果。

不过，在知沟假说诞生之前，传播学领域就已经存在大量对于“知识差距”的研究。反观明尼苏达小组，他们为何单独选择社会经济地位进行考察呢?这要回到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中进行分析。三位学者的合作恰好赶上了美国社会一场剧烈的变革运动。1964年，发生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改革。在这次社会改革中，教育不平等问题成为了核心议题之一。在这种社会语境之下，1966年，教育学也因此迎来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科尔曼报告》(The ColemanReport)。根据《科尔曼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孩子本人的知识水平主要被其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影响。

《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失败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科尔曼报告的洞见。1970年，纽约儿童电视工坊和普林斯顿教育测试服务中心联合发表了年度回顾报告，得出了相对乐观的结论：“芝麻街节目的播出使得市中心和边远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与郊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受益。收看越频繁的孩子学习的知识越多。”然而，它却回避了《科尔曼报告》中所指摘的核心问题。因为虽然经常收看芝麻街节目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学到的东西程度相似，但问题在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更可能经常收看这一节目。因此，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芝麻街项目反而为这两个群体的儿童制造了更大的知识鸿沟。

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学研究对明尼苏达小组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伟大社会改革和相关的教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尼苏达小组以“社会经济地位”等指标来考察知识平等这一话题，而非以往研究者更多关注的种族、性别、年龄、政治立场等指标。

由此看来，知沟假说的建构并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演，同时也是对科学主流范式和社会运动的回应。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研究经历让蒂奇诺等人关注知识流动这一议题；伟大社会运动引领他们聚焦于技术流动的后果，也就是社会不平等这一问题。来自教育学的研究则进一步让他们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知识获取的影响。接下来，我们需要从内部主义取向出发，考察为什么知沟假说可以从众多相似的研究之中脱颖而出，引起众多后续研究者的关注。 

上述分析虽然梳理了知沟假说形成的社会历史语境，但并不能完全解释知沟假说为何可以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一项传播学经典研究议题。实际上，在知沟假说被提出之后不久，便出现了诸多相似的研究设想，这些设想拥有不同的名称，例如信息贫困、信息沟、传播效果沟等。这些研究假说的内涵大致相似，有些甚至比知沟假说的理论构建更加成熟。但为什么知沟假说能从众多相似的研究中脱颖而出呢?

在此本研究关注三个问题：在1970年至1979年间，出现了多少知沟假说的后续研究？谁在其中起到了学术领导者的作用？这些研究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统合性因素？本研究将“后续研究”定义为针对知沟假说进行的实证研究或综述性研究，来源包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文献搜索的渠道主要有三：第一是通过谷歌学术搜索关键词“knowledge gap”，第二是搜索知沟假说综述性文献中提到的研究文献，第三是通过所获取的论文中的参考文献进行进一步筛查。如此，本研究获得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1970年至1979年间，一共出现了22篇知沟假说的后续研究(见表1)。 

这段时间内的知沟假说研究扩散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最初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蒂奇诺等人组成的明尼苏达小组为主。在这22篇研究论文中，明尼苏达小组一共撰写了4篇，且全部发表在知沟假说诞生之后的前6年，在1970-1975年间发表的所有相关研究中，占将近一半的比例。明尼苏达小组作为原创理论的提出者，在提出知沟假说之后，仍旧持续在这个领域进行开拓，承担了这一领域的学术领袖角色。除去1970年的开创性研究之外，发表在1973年的两篇论文重点探讨了明尼苏达大学小组对知沟假说的反思，以及知沟假说的深层社会意义。具体来讲，1973年，三位学者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了与知沟假说相悖的结论。于是，他们开始借助社会冲突论的视角，重新考察既有假说可能存在的缺陷。接下来1975年，明尼苏达小组从社区议题显著性、社会冲突性、社区特质、公众注意力四个方面对知沟假说进行了系统性补充。在明尼苏达小组的学术推动下，这一阶段可以被视为知沟假说的成长期。

在1970-1979年之间，除去明尼苏达小组的研究，还出现了18篇其他研究者发表的知沟假说论文。这些研究之间是否呈现出某种共性呢？如果我们聚焦于这些研究者所在研究机构的地理分布，可以发现研究者主要集中在这样6所大学：威斯康星大学(5篇)、密西根大学(3篇)、俄亥俄州立大学(2篇)、明尼苏达大学(2篇)、爱荷华州立大学(2篇)、密西根州立大学(1篇)。这6所大学所在的5个州，恰恰都位于美国北部，都是开阔的平原地貌，土壤肥沃，农业发达，且在地理上依次接壤。在这6所大学中，除去密西根大学之外，全部都是美国“赠地学院”(Land Grant College)。

赠地学院的出现源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在美国建国初期，大部分人 口聚集于东海岸。相比之下，中西部居民相对稀少。美国政府在18世纪8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法案，推动人口西迁。在迁徙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成为了迫切需求的人才，但美国的农业技术教育却相对薄弱。为此，美国国会在1862年推出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要求“每个州留出一定数量的公共土地......其目的是帮助各个州建立教育机构，让农村青年受益。学校的主要目标是传授与农业和机械工程相关的知识”。到1922年，美国赠地学院的数量已经达到了69所。这些学院中大多专门成立了农业研究站，这也直接推动了农村社会学的研究。

早期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体系问题。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农业产品价格暴跌，以及1934年与1936年美国两次严重的干旱，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者逐渐将视野转移到农业人口对于新技术(如新型抗生素和杀虫剂)的了解和应用方面。这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创新的扩散理论的发展。总而言之，对信息扩散及其后果的关注，成为了这些赠地学院研究者参与知沟假说研究的前提。知沟假说研究的最初扩散，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美国北部各州的赠地学院作为机构性保障，从而生产出大量的研究者。除去研究旨趣相投的因素，这些北部农业州大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流动也十分频繁。

总而言之，在知沟假说最初十年的研究发展中，明尼苏达小组的三位研究者起到了学术领导者的作用。而美国北部农业州的多所大学，尤其是其中的赠地学院，也对知沟假说的研究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学校的传播学者之间不仅研究旨趣彼此相近，交流也非常频繁。事实上，若是将视野向后继续追溯，在整个知沟假设的研究图景中，大量后续研究也都出自这些农业州赠地学校。从今天来看，至今仍旧活跃在这一领域的最有影响的研究者塞西尔·加齐亚诺(Cecilie Gaziano)同样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并且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正是蒂奇诺本人。从这些错杂的交往关系中，我们足以梳理出关于知沟假说的“无形学院”的脉络。 

本研究试图采取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从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两种取向出发，重新解释知沟假说作为一项传播学经典研究议题的成名之路。从外部社会语境来讲，三位来自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研究者之所以从农业信息扩散的研究转向关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知识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伟大社会改革的召唤，同时，他们又被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学研究和实践——主要是《科尔曼报告》和《芝麻街》项目——所深深影响。换言之，这项研究假说实际上是传播学对伟大社会改革的一次直接介入和回应。从内部学科建制的角度来讲，虽然在知沟假说之前，已经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知识水平之间的关联性，但这些研究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逐渐偃旗息鼓。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研究议题，之所以可以获得较大发展，一方面与美国北部诸多增地学院的参与和推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明尼苏达小组自身的研究努力。他们通过对理论进行后续的解释和修正，担负了早期知沟假说研究的主要推广工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知沟假说，但所言之物，又不仅仅是这一假说本身，更是一种考察传播学史的视角：一项研究的提出和发展过程中都充满了理论内外的较量。理论本身的因素当然不能被幼稚地排除出考察的范围之外，然而，所谓的“社会存在”——不论是外部主义者所强调的社会历史分析，还是内部主义者所关注的学科建制、研究者的非正式关系等因素——也在整个理论发展历程的背后，闪现出一双看不见的手。

对于传播学这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来说，借用何种学术资源和视角解释、推进自身领域的某一研究子集，一直是研究者们反复思索、摇摆的命题。在外部主义者看来，研究者的坐标选择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语境的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取舍在限定了某一种研究视角的同时，也遮蔽另一种研究视角。按照加齐亚诺的观点，在70年代的研究中，蒂奇诺等人偏向于认为“知识”是自然发生、价值中立，且可通过实证方法被观测的。然而，从社会建构理论的角度来看，知识本身往往并不是自然发生、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例如堕胎、气候变迁等以宗教或政治信仰为基础的知识)。利益集团会通过权力运作的方式规训人们对知识的定义与解读。直到2009年，知沟假说研究领域中才出现了重新定义“知识”的尝试，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辛德曼(Douglas Hindman)称之为“信仰沟”。当然，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也与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从内部主义的角度来讲，一项研究议题的推广并不仅仅依靠研究本身的理论素质，同时也需要依靠研究领导者和机构领导者的不懈努力。在早期知沟假说研究中，明尼苏达小组和美国北部各州的赠地学院担负了理论推广的重要职责。当然， 在传播学史中，这样的案例其实也并不少见。例如,G. 芬克豪泽(G. Funkhouser)与麦库姆斯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而且在研究设计的精密程度上，也要超过麦库姆斯的研究。然而，在议程设置的研究历史中，芬克豪泽的重要性却被很多学者所忽略。这个问题的关键答案在于：相较于麦库姆斯和肖，芬克豪泽的研究没有很快被其他学者在实证研究中进行验证，他本人也没有在此之后继续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 。

本研究当然无意质疑明尼苏达小组为知沟假说所付出的理论努力和理论贡献，而是试图在传统传播学史研究的路径之外，寻找一种知识社会学的书写方式，将目光转向理论“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这种考察路径也为传播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自反性机会。总而言之，传播理论史的重新书写，在纠缠于理论本身的逻辑之外，同样需要回到具体历史背景中，对“社会存在”进行反复考察——这里面既包括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变迁，同时还包括学科建制、无形学院的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在知沟假说之外，传播学领域还有着数量庞大的经典理论。然而，对于很多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研究来说，这些理论仍旧停留在教科书的“地图”层面。于此，未来研究可以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工具对这些理论进一步进行挖掘。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是资料的丰富性。明尼苏达小组的三位学者虽然在传播学研究史中享有盛誉，但客观上讲，他们并没有留下太多个人研究笔记和生活传记可供参考。本研究大多数的资料都是通过论文、研究机构公告所获得的。当然，能够通过邮件采访到蒂奇诺教授本人，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第二，本研究主要的精力放在了20世纪70-80年代的知沟假说研究中，并未对整个知沟假说的研究历史进行分析。为了获得对知沟假说研究历史更加完整的理解，后续研究仍然需要对上世纪80年代后的知沟假说文献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