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在文化上如何化解两个历史性理论难题——把当下中国特色的发展故事有效编织进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而传承有序；把中国特色的发展故事有效编织进国际政治和传播话语体系而和平相处[1]。前者是国内传播问题，是政治传播问题；后者是国际传播问题，是跨文化传播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将奠定中国在世界文明秩序和全球传播格局中未来五十年的位置和话语权，这样的一个战略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理解近些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脉络主轴，也是中国国际传播思想诞生的新时代语境。本文将从思想史价值、文化内核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全面梳理和分析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指针的发展中的中国国际传播思想及其世界意义。

一、从历史中来：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价值

定位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历史价值需要首先回归国际传播的发展史，尤其是学术史。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是世界近代史的产物，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间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关系，既通过建制化的渠道（如政府、铁路、电信、媒体等），也借助于民间交往（如人员、贸易和文化往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传播”（Grand communication）[2]现象。“国际传播研究”则兴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战时宣传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的电波战，成为美国树立战后文化霸权的战略知识体系。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开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丰富和补充了单纯依赖国家力量的‘国际传播’的缺陷和不足，实现了包含跨文化传播理论和精神支撑的国际传播，政府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的国际传播”[3]。

国际传播诞生伊始就是国家利益、综合实力和国际关系的角斗场，是一个“推”与“拉”的双重过程，也是一个既载有共识也充满矛盾和抗争的传播体系。因此，国际传播研究也呈现出演化的、多样的理论范式，而不仅仅是被广泛讨论的单向流动，如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或反向流动①，如韩国、印度为代表的影视业的崛起，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闻媒体的国际化扩张。玛吉德·德拉尼亚和迈克尔·奥格登②提出三种二元对立关系：由于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国际传播既推动了全球主义，也激发了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地方主义；既加剧了权力的中心化也促进了权力的分散性；既生成了同质性的社会，也培育了社会的多样性。另外，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从发展传播学的历史脉络中反思了20世纪至今国际传播理论范式的演化逻辑③，即从发展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主导范式，及其延伸的参与范式，到以反殖民、反西方和反跨国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媒介与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再到以全球生产和消费为机制的全球化范式，以及能够克服上述范式问题的，以批判结构性不平等和强调公民参与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的混合范式。当然，更批判的视野致力于解构“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反思其构成性力量在国际传播中的具体利益考量。在这个语境中，国际传播的任何变化都需要找到构成社会的最基础分析单位——比如阶级、性别、种族等——来进行分析，进而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深入探究国际传播中的“国家”概念，进而改善国际传播中国家的代表性非正义问题，从而实现国际传播的民主化目标。④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传播思想根植于对上述国际传播历史和研究的反思，提出要以我为主，融合中外话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并力促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而多样、平等和包容成为超越各种霸权主义的价值高地。结合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把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价值定位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国际传播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延伸，内部动力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矛盾，所以以我为主提升对外传播能力是起点也是关键。第二，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基础，不管是国家形象、外交，还是文化影响力，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硬实力是其国际传播能力的根本保障，即所谓“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第三，国际传播的主体是国家机器，不管参与的主体如何多元（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体），国家意志仍然是国际传播的首要驱动力，因此，立场问题和阵地意识是国际传播的根本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新型主流媒体仍然是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主力军，是占领国际舆论场的主要发力点。第四，国际传播是个地缘政治问题，实践者需要具备复杂的传播地理学知识，以及目标受众为导向的精准传播能力，要用创新的技术手段和融通中外的话语找到那些理性看待中国故事，愿意为中国点赞的外国受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正如卡拉·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在回顾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的历史教训时所总结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决定了新秩序运动的起伏和成败，“新秩序在上世纪70年代之所以兴起壮大，源自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支持，以及对第一世界西方国家的声讨。同理，新秩序在20世纪90 年代之所以走向衰落，也是因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天然同盟关系分崩离析”[4]。值得注意的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国际传播实践正在呈现出新的空间地缘政治，需要超越传统的传播地理学，来分析传统空间边界的消弭，以及国际传播是如何在虚拟空间中发生的。第五，国际传播伴随着跨文化沟通，文化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有重合也有分离，因此，以国家机器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必然也需要与其他多样化的跨文化传播行为进行紧密互动，才能相得益彰，因此，以多样、平台与包容为原则的文明交流互鉴应是国际传播的基础叙事，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第六，数字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传统传播渠道的融合，国际传播因此也在全球一张网的背景下变成了一个融媒体或全媒体传播的重要场域，尤其是如何与更具有渗透性、活跃度和动员力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互动，成为国际传播的新议题和新挑战。

基于上述讨论，作为驱动新型全球化的“文明型”[5]大国的中国，在21世纪就拥有了提出新的国际传播伦理准则的空间和可能，而中国国家领导人近年来对有关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有效回应了这一理论诉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统领，中国国际传播思想既包容了反对霸权的、诉诸公平与公正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的历史遗产，也吸纳了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对于世界大同的政治设想，是最具有开放性和包容力的文明交流互鉴和国际传播的基本伦理准则。

二、从传统中来：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文化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这是主流媒体的历史机遇，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6]底气和士气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再到文化伟大的精神内核。

与近代以来面对中西文化碰撞而内卷形成的文化自卑心理[7]相比，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化的地位、规律和责任的高度自觉。[8]对国际传播而言，首先，文化是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和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强大的内生的文化凝聚力是进行国际传播的社会心理前提；其次，文化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支点，事关国际传播的战略目的。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和民族认同虽然是最根本的传播条件，但却无法涵盖具有多样的文化传统的中国在讲述自身故事时的身份复杂性。为了解决这个认同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一方面通过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了人民共识，升华了时代精神，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因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⑤。另一方面，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使得中华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拥有了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没有以内部基本共识为主体性的文化自觉，国际传播必将面临外部多样性的瓦解风险，以及更根本的，国际传播中国家角色和声音的代表性危机。因此，我们可以把国际传播中的文化自觉概念化为由内而外的共识的生产过程，这也是中国对外传播话语创新的核心要件。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十八大以来，在解决了社会转型期和快速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权力的最广泛代表性的问题的同时，也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扩大开放，提高了国家的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传统上“应激式”——或者借用费正清的术语“冲击—反应”式——的国际传播实践逐渐转变为主动阐释式的讲好中国故事。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在传统上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国际传播实践原则上，逐步确立了更加具体的“一国一策”等外宣政策。对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而言，文化自信的彰显是一个重大转变。持有文化自信需要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同时，保持多元、平等、开放和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心态。历史证明，“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9]。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自信指的不是民族意义上狭义的中华文化，更不是汉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凝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宏愿的，以发展的中国模式为内核，赋权给每一个文化个体/主体，以及认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其他文化个体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⑥，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⑦，是一个元叙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信可以被定义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更广泛的“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

文化自强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目标，是中华文化立足于人类多彩文明之林的根基。文化自强的目标是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强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强大的实力和竞争力，从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0]文化自强不是简单的反西方或去西方化，或者回到中央王国的帝国想象中，而是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考量，以真诚的态度向世界呈现出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本主义色彩、社会主义导向和发展主义优势。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道路才是最佳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单地输出中国模式或将中国模式普世化，重走美式全球主义或发展主义（也就是科林·斯巴克斯所定义的“主导范式”）的霸权主义旧路，而是向世界说明，这是中国自身的真实、立体和全面的故事，并期待与世界真诚而平等地对话。正如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所展示的，“海外受访者承认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认可度更高”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做到上述涵盖以我为主但注重文化间性的文化自信，是参与建构国际或地区传播新秩序的首要问题。

最后，如果说建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终极追求，那么从“强大”走向“伟大”就是21世纪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必然结果。充满包容力、取舍力和改造力的中华文化不仅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传承和创新，也能够为以平等交流为价值内核的新型国际文化生态[11]的打造提供重要支点。一个伟大的中华文化，其国际传播不会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的点对面的机械复制型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个充满对话与协商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是文化间性的充分体现。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在国际传播中要做到“融通中外”，尤其是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语言和话语是跨文化传播的基础，多年来，中国在国际舆论核心领域（如政治话语）中的失语多是由于内化了欧美中心主义的国际传播话语，在缺乏对自我制度、道路和理论的高度认同的同时，也没有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内部复杂性和后殖民色彩，及其与中国发展转型的历史性互动，从而导致了很大程度上的自我东方化。因此，文化自强和文化伟大这一判断的提出，就是要解决“知己知彼”这一国际传播中最根本的文化间性问题，也是要解决如何基于平等的交流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三、从实践中来：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传播逻辑

近五年来，在媒体融合政策的驱动下，中国的国际传播也开始注重用户思维、内容定制和平台建设。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就是要解决在全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中如何用信息找人的问题，如何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问题，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流程优化和平台再造打造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的问题。这一始自2014年的中国特色的媒体融合进程不仅重组了国内传媒体系，而且带来了极强的国际传播的外部效应，对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舆论生态都带来了重要影响。

以实践创新为导向，中国的国际传播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由于内容和渠道的供给量的增加，过往的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结构性输出式思路正在被更加具体的贴近外国受众、以需求侧为主要考量因素的垂直生产模式所代替。就中国的新闻宣传制度而言，这无疑是“群众路线”原则在国际传播中的具体化，也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12]。那么，如何回应外国媒体和受众的关切，平衡国际传播的供需关系，同时在受众中心论和议程设置论中保持协调，以我为主，兼顾他者，真诚地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如何“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13]如何调整结构化的国际传播路径以应对充满流动性的国际传播现实？这就需要内容与渠道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传播的整体创新。

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主动讲好三个故事，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三个故事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分别直面了中国故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全球化等四个维度，也与国际范围内有关中国的学术议程和舆论议程有着高度的契合性⑨。多年来，在以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故事叙述框架之上，中国故事的核心要素被重新提炼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世界秩序，兼顾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中国故事的期待。中国政府以坦诚的态度愿意积极和直接回应国际社会的核心关切，而不是避重就轻，或被国际舆论环境所框定。讲好三个故事需要结合创新的技术和传播手段，才能实现对外传播效果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是三个故事的核心。长期以来，“在国际传播领域，我国的政治话语处于弱势，既没有形成世界承认的独立政治话语体系，也没有获得外国受众的普遍认可”[14]。提高国际传播的话语权，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讲述的关键所在。从国际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国际政治学话语中，中国本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是缺失的，这一“文化中轴的政治传统”[15]与欧美近代以来形成的政治制度有着鲜明的差异；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绩有目共睹，从经济和社会建设到党的制度建设以及反腐败，不一而足。如何弥补这一国际舆论领域的认知鸿沟，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与质疑和批评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话语进行对话或交锋，而不是处于鸡同鸭讲，甚至失语的状态，从而让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够真正产生对话关系，这将是未来中国国际传播能否产生世界影响力的重要一环。就渠道而言，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需要从意识形态框架过度僵硬的传统媒体转向更具互动性的移动社交媒体，从而以灵活多样的内容实现形态，比如短视频、动漫游戏等，邀约外国受众参与到与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体验与对话中来。

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是一个国际传播视角下移的新叙事，在很大程度上缝合了长期以来中国国际传播的形式主义和精英主义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上的裂痕。搁置形式主义乃至官僚主义的顽疾不谈，善于宏大叙事的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落入了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文化本质主义框架内的二元对立陷阱，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强调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如群像）的同时，把最容易产生认知和情感共鸣的个人故事掩盖了，进一步加剧了外国受众对于一个大一统或集权国家的刻板偏见。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主义催生了精英主义话语在国内外舆论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建构对外传播的中国故事时难以“接地气”，只注重精英之间的跨境对话，只想象并认为各国精英均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而忽视了各国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背景，换句话说，没有走好走实国际传播的“群众路线”。因此，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是破此局的关键策略。就渠道而言，以全媒体为目标的新型主流媒体需要承担起讲述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的责任，在改变形式主义和精英主义话语框架的同时，将视角下移，用人民的话讲人民的故事，同时借助各种移动终端打通传统上封闭的官方口径和开放的民间口径，做到传播力的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话语体系，用外国受众容易接受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广泛使用的表达方式，讲好这一最具有国际传播贴近性和相关性的中国故事。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事关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发展而不称霸，合作而不独享是中国给世界的庄严承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经将欧亚大陆深刻联系在一起，也给现有的大国权力格局及其附属的地缘政治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中让守成大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担心未来新的超级大国的出现，并重蹈20世纪至今的不平等国际格局的覆辙。然而，针对中国外向型发展的内部驱动力和外部想象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错位，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错位发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从区分传播对象出发，从事实出发，从人民的基层视角出发，生动多彩、理性平和地讲好合作共赢的发展故事。就渠道而言，移动化和社交化的国际传播环境使得个体成为平台化时代跨境信息流动的最活跃载体，源自美国的脸书和推特，产自中国的微信和抖音（Tik Tok）横切入等级森严的国际传媒秩序，让围绕东西和南北而构建的国际传播等级体系和地缘政治中的各个国家主体不得不调整传播战略，将争取舆论的阵地向网上迁移，并积极应对平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挑战。因此，讲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必须内化一个强调文化间性的跨文化传播视野，变中国讲为世界讲，改自己讲为大家讲，让独奏变合奏。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在积极利用国际平台媒体的同时，战略性地搭建新的平台媒体，为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传播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简而言之，以三个故事的讲述为核心，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积极应对外国媒体和受众的关切，“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具体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第二，“三结合”，“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16]。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多语言翻译出版从一开始就吸纳了各国翻译专家的创造性和集体性努力，为使内容克服在不同国家和文化区域的语言和理解障碍后顺利落地，提供了扎实的跨文化传播基础；⑩第三，充分把握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做到有效的融合传播。我们可以将这一系列创见概念化为中国国际传播的融合转型，表现在话语、过程和技术三个层面。

四、结语：从未来中来——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世界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命题的提出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乃至国际传播秩序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方向，是天下体系的学术思想在政治理想领域的顶层设计，是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和文化伟大逻辑的自然延伸，是中国智慧上升为全球传播伦理上游的历史性选择。不同于20世纪不结盟运动提出的“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也不同于欧美国家提出的以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修辞的单边全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张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更包容的传播关系，既有对于国家主权的鲜明捍卫，也有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大国担当。正如史安斌所梳理的，“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尤其是突出了把‘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和‘坚持网络主权理念’作为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则，这一兼具‘中国智慧’和‘全球视野’的思想既主动承袭了构建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历史宿诺，又积极回应了当下地缘政治经济走势剧烈波动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探讨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世界意义或中国方案，就需要采取历史的纵向视野，挖掘这一脉络中的传承和创新。传承之处在于：第一，对于一国之传播主权的鲜明捍卫，具体表现在传播立场上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传播基础设施上的以我为主，以及舆论战中的针锋相对和阵地意识；第二，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和文化间的差异，让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国际传播秩序成为可能和现实。在第二种伦理准则的指导下，中国媒体、电信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走出去，都旨在搭建发展和发声的平台，促进地方和社区的民主化进程。正如我们前期的研究显示，中国媒体在非洲，“通过中国同行不懈的努力，目前稍微乐观来看，非洲大陆的传媒秩序因为中国的到来，实现了传播的初级落地/破局，更多的黑人面孔开始出现在屏幕上，讲述着非洲人自己的故事”[17]。创新之处在于：中国的国际传播尝试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传播框架，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放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愿中加以解释。李展对比了康德的相关思想，将这一理念称为从“永久和平”到“永久繁荣”的转变，和对西方思想的超越。[18]在信息与传播技术促成的全球高度互联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更具有传播学的含义。

注释

①参见Daya Kishan Thussu，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Routledge， 2006.

②参见Majid Tehranian and Michael R Ogden， Uncertain futures： Changing paradigms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s， Futures， Volume 30， Issues 2-3， March 1998， Pages 199-210.

③参见 Colin Spark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7.

④参见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Crisis， and Global Power Shift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2014)， 275-300.

⑤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2014年2月24日。

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⑦《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2日。

⑧参见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2016-2017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673248.html （查阅时间：2019年2月15日）。

⑨比如，2018年初，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问题：对一个崛起大国的洞察》（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一书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掀起波澜。该书汇集了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众多海外中国学家关于当代中国的新论述，其关注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议题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分别是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环境、社会政策，以及历史和文化等。

⑩参见严文斌、骆 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国际传播创新探索》，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18-08/09/content_58295461.htm （查阅时间：2019年2月14日）。

参考文献

[1]姜飞.政治的传播与传播的政治辨析[J].现代传播，2015（9）.

[2][3][17]姜飞.如何走出中国国际传播的“十字路口”[J].国际传播，2016（1）.

[4] 卡拉·诺顿斯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教训[J].徐培喜，译.现代传播，2013（6）.

[5]张维为.文明型国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6] [13]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

[7]姜飞.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到文化协商[N].南方周末，2006-09-14.

[8]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J].红旗文稿，2010（16）.

[9]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J].红旗文稿，2010（16）.

[10]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下）[J].红旗文稿，2010（17）.

[11]姜飞.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向[J].中国记者，2011（7）.

[12]雷跃捷，李汇群.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J].对外传播，2018（7）.

[14] 范大祺.加强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N].学习时报，2016-05-23.

[15]王沪宁.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

[16]陈力丹.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国际传播的论述[J].当代传播，2018（5）.

[18]李展.“一带一路”倡议与康德“永久和平论”：对话与超越[J].国际传播，2017（6）.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编号：17JZD04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北京市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学科）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