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人：
章晓英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周 亭 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沈 斌 中国日报社国际传播研究室主任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王洪波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
物的丰盈是人类生活走向美好的最基础资源。“贫”而至困的问题，又不仅仅是物质稀缺与丰盈的问题。实际意义上，自古以来，人类的所有族群都在与贫困问题斗争，并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各个族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不同，解决方式也不同。但这是大家遇到的共同问题，也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形成了共通的期待与经验。
在联合国的话语体系中，“消除贫困”是一个重要的日常议题。国际组织提供的信息显示：“贫穷不只是缺乏收入和资源导致难以维持生计，还表现为饥饿和营养不良、无法充分获得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受社会歧视和排斥以及无法参与决策。目前，有超过7.8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超过11%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医疗、教育、用水和卫生设施等最基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年龄在25至34岁之间的贫困人口男女比例为100:122，超过1.6亿的儿童可能到2030年仍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近代以来，消除贫困问题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奋斗目标，更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的期待。今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也是收官之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全力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脱贫攻坚”是国际传播中一个具有高度沟通性的话题。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话题，仍然遇到了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质疑。那么，在国际传播的视角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行动的道德与伦理全球意义？在全球媒介，尤其是西方主要媒体的语境中，其主要质疑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质疑？中国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回应这些质疑？如何优化针对这一问题的国际传播话语及其实践？
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理想、话语及其价值
张毓强：摆脱“贫”及其带来的“困”，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将这一问题置于全球历史发展的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的概念处于人类道德话语的基础话语体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话语价值和伦理意义。欧洲30年战争（1618-1648）后，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人类不同族群的自我治理体系中，没有哪一个否定这种实践的价值。
章晓英：从全球道德与伦理层面上讲，“脱贫减贫”的意义在于树立了何为人类以及何为一个好社会的标准。在古代中国，儒道法家都对贫困问题进行过阐述。比如，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主张“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就是说能够满足欲望的时候就尽量满足，不能满足的时候就节制欲望。道家则绝对相信只要减少欲望，就能确保每个人都能拥有足够的基本物质。法家提倡使用严厉的法律和惩罚手段，防止人们过度放纵欲望，从而保持国家的秩序。儒家代表孟子曾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夫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施四者。”这段话体现了孟子的“仁政”和“以民为本”思想，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中国先贤的这些思想基于对人类和社会的基本认识：家国是一体的，每个人都是责任承担者，因此国家应该提供教育、就业等必要条件，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够承担责任。同样，国家也必须确保无家可归者的幸福。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美好社会。
周亭：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全人类恒久关注的话题。全球化潮流与科技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的贫富差距，甚至还加速了差距的扩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扶贫活动，中国在脱贫攻坚上探索出的道路为世界减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经验。首先，“精准扶贫”方案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六个精准”是我国扶贫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其中包括扶贫对象识别、帮扶等重要环节，是对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的被动扶贫治理模式的突破，对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国际贫困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其次，“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道路，它符合贫困治理的现实发展规律，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国方案。
沈斌：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类的首要人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而贫困是阻碍这一系列权利和利益获得的最大障碍。现在贫困仍然是大部分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若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作为社会关系基石的道德和伦理将难以发挥约束作用。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是道德与伦理的首要任务，也应是实现全球发展的国际共识。
王洪波：自古以来，消除贫困一直是人类的共同理想。马克思从道德与伦理层面对此进行了深刻的阐释。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主题就是人类解放。他认为，只有达到“人自身的解放”，才能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人类彻底解放的根基在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此，马克思从制度层面分析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指出消除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然而，170多年过去了，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阶层对立、社会分裂等现象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消除贫困、社会平等仍然是一个乌托邦般的梦想。在东方，新时代的中国正在为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这一伟大而生动的实践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沟通问题与刻板印象
张毓强：至少在话语意义上，联合国确定的人类消除共同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和族群的支持，并在很多国家形成了制度性的实践。虽然由于局部战争、一国内部政局变动等多种原因，其实践的效果并非完全理想，但是这种努力从未停止过。
国别意义上，任何一个国家从未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这样，把这一问题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解决。这一努力既呈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道德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优势的一种体现。然而，仍然遭到了一些国家的质疑。主要的质疑是什么呢？
周亭：从路透社、《纽约时报》《外交学者》《经济学人》《卫报》等英美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脱贫攻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扶贫目的的质疑，认为实现政治目标是最主要的出发点；二是对扶贫政策的质疑，认为扶贫款项的使用缺乏透明度，扶贫政策缺少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关照，扶贫方案忽视了城市贫困，没有根本解决减贫的结构性问题；三是对扶贫目标的质疑，认为扶贫方式缺乏公正性，导致其有效性存在争议，质疑中国政府对贫困的定义，认为在如此短时间永久消除贫困不太可能；四是将扶贫工作与新冠病毒的诞生建立因果关系，认为中国的野生动植物贸易是一种“精准扶贫”的途径，野生动植物产业增加了新冠病毒从动物传播给人的风险。
章晓英：中国的扶贫减贫成果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8年人类发展报告》高度赞扬了中国“造血式”开发扶贫。外媒对扶贫减贫的赞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比如扶贫的全球意义、经济奇迹，以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经验等。但另一面，国外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一些质疑，认为这些脱贫数据是中国自己编造出来的。这个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1978年至2018年，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23倍，极端贫困从1981年的超过80%下降至2018年的不足2%。另外，从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与博士生王沛楠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外媒并没有把脱贫攻坚带来的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视作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这一点值得深思。
王洪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使7.5亿群众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被誉为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但即使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西方媒体依然对此有质疑的声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质疑减贫目标，西方始终对中国能否如期建成“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社会抱有质疑。从国际减贫规律来看，当贫困发生率降至3%的时候，就往往陷入减不动的瓶颈，中国前两轮的大规模减贫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经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0.6%，这在西方看来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二是质疑“精准扶贫”政策，认为精准扶贫中对贫困户的认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容易造成干群矛盾和对立，同时基层干部面临巨大的考核压力，可能会在脱贫数据上造假，导致最终的结果是“数字脱贫”而不是“脱真贫、真脱贫”。三是质疑减贫方式，西方对我国采取的异地搬迁扶贫质疑声音较多，主要担心的是后续保障问题不到位，例如搬迁群众的医疗、教育和就业服务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异地搬迁可能会带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沈斌：出现这些质疑的声音在西方社会看来可能是正常的，可以从很多方面分析。个人认为，一是中西方对扶贫标准的认知存在差异，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西方对脱贫的定义不同。中国的脱贫定义是保证满足人民最低营养标准的基本食物需求，我们常说的温饱问题，即满足人民的基本生存权，而且近14亿中国人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着中国方案。而西方的扶贫标准则往往超越温饱需求，延伸到卫生教育等广义领域。二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脱贫的看法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媒体更关注中国脱贫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忽略甚至歪曲中国取得的脱贫成绩，不但对中国脱贫攻坚的报道数量很少，而且意识形态倾向十分明显，这种选择性报道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西方公众对中国脱贫的误解。三是质疑中国经验的可推广性和可持续性。中国更注重脱贫实践，讲究“授人以渔”，不同于西方简单直接的一次性补贴模式；同时由于语言和文化鸿沟，中国尚未将成功经验提炼成外国人看得懂、说得出、做得到的理论和概念，致使西方出现了误解，进而质疑中国经验的推广可能。
质疑缘由及其应对
张毓强：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质疑产生的缘由：首先可能是制度性的质疑。也就是西方主要国家及其媒体不相信我们探索的制度能够解决一个全世界多年以来从未彻底解决的问题。这是不是应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过度自我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其次是效果质疑，不相信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这似乎可以从数据统计标准专业性角度去理解。再次是目的质疑，认为这只是一种治理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不可持续。这似乎可以从西方政治哲学的视角做出阐释？对此，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是否要做出回应？也就是，是不是只是用最后的事实说话就可以呢？还是要强烈回应这些质疑，并调试我们的话语方式？
章晓英：根据史安斌教授的研究，《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扶贫议题上整体持积极态度，承认大多数民众因为中国经济成就而摆脱贫困，并赞赏习近平主席承诺在2020年彻底消灭极端贫困的举措。但是，尽管“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基本人权，可为什么《纽约时报》仍然不承认中国的扶贫减贫是人权进步呢？因为在西方，人们往往把贫穷“怪罪于受害人”，从而拒绝减贫。美国汉学家罗思文在其《反对自由主义》一书中表达了这个观点。史安斌教授也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贫困是因“道德败坏和缺乏进取心”而导致的。这是美国长期建构的一种思想框架，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放弃，缺少伦理关怀。这种想法归根结底是对何为人类以及何为好社会的不同理解。对此，我们需要推动跨文化交流，促进沟通和对话，突破自我的边界和思想的禁锢，勇于超越自我，尤其是因中国崛起而“认知失调”的美国。
周亭：国际媒体出现这些质疑反映出三个方面的现实。首先，应当承认中国的扶贫政策在落地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对贫困人口的识别不够精准，对贫困和脱贫信息、帮扶资源变动信息的掌握较为滞后，扶贫措施不能很好实现本地化，存在同质化和一刀切的问题等，这些局部问题比较符合媒体对新闻价值的要求，容易被外媒放大，用来质疑整体扶贫工作的成效。其次，不难看出西方媒体对中国仍然缺乏了解，在报道中反映出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政府的扶贫目标、政策、路径和效果并没有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最后，西方媒体对中国长期的刻板印象限制了他们在报道这个议题上的专业性，合理想象、以偏概全、夸大其辞的选择性报道构成了对中国扶贫报道的主流。面对上述三种不同的现实，应当采取不同的态度进行回应。面对自身存在的不足，应直面问题，实事求是，多讲改革的措施和实际的变化；面对西方媒体对我们的不了解，应多创造沟通的机会，欢迎媒体实地采访，并主动提供充分的信息；面对西方媒体的造谣抹黑，不要陷入给别人讲清道理的想象中，应主动设置正面议程，平衡信息和国际舆论，多把普通人脱贫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沈斌：国际媒体对中国扶贫工作的质疑，是天然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争夺的结果，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产物。对此，我们的回应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需要指出西方国家的发展优先权是建立在剥夺其他国家发展权的基础上获得的，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理解与支持；二是坚持好自己授之以渔的传统理念和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方案解决脱贫攻坚问题；三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纲领中写进了“为人民服务”，包括生存权、发展权、以及脱贫致富的理想；四是在重大危机面前，中国制度具有先天优势。
王洪波：西方媒体对中国扶贫工作存在质疑，是由于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主要还是中外价值理念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差异。一是意识形态偏见。在西方世界中，中国越来越被刻画为一个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使中国脱贫攻坚工作天然地被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色彩，因此西方一直用警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因为这将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二是扶贫体系不同。中国扶贫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综合性工作，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跨部门跨领域的动员协调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多是按照妇女、儿童等帮扶对象或者基础设施建设、清洁饮用水等帮扶项目来专项实施，因此其他国家在学习借鉴中国的减贫经验时会遇到一些不理解的地方，质疑声也在所难免。三是话语衔接不畅。相比国际扶贫模式，中国扶贫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五级书记”“东西部协作”“整村推进”等特色话语，国际社会不容易理解，需要从多方面进行介绍和阐释。总体看，中国扶贫并非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热门议题，因此在回应方面也有其特殊性，要注意把握自身规律。对于一些因文化差异、体制不同而造成的质疑，我们无需事事作出回应，而是应通过构建扶贫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扶贫故事，慢慢消除外界的误解和质疑。而对于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质疑，则需要及时作出回应和解释，以便于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借鉴中国的减贫经验，更好地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应用到世界减贫事业中。
话语实践及其优化可能
张毓强：虽然我不倾向于将中西在这一问题上的误解归结于话语层面，但鉴于当前宣传话语政策性过强以及媒介国际传播话语中可调适空间过小，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话语优化的问题作为一个讨论基点。实质意义上，我认为应该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去阐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一直以来从未走出过贫困的阴影，尤其是近代以来，在社会变动频发的情况下，脱离贫困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追求之一，同时，也要说明，中国政治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具有探索这一问题的优势和足够潜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对中国进行有效治理的基础之一。
章晓英：我认为，首先要贯通古今，博学中西。话语体系的建构不可能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环境里完成，也不可能在一个不平等对话的框架内完成，而是需要在一个开放的、多重对话的、多向互动的过程中完成。这就需要我们贯通古今，博学中西。其次，建构中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伦理学派。挖掘中国先贤的伦理哲学思想，尤其是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中国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努力，阐述好我们自己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思想始于殷周时期。古代伦理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优秀的道德遗产，传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我们应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丰富的伦理思想，形成中国伦理学派。最后，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传播中国伦理思想，描绘我们追求的美好社会。印度尼西亚女孩诗法·阿德里亚娜曾说：“中国和西方世界试图描绘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描述好我们的理想社会。从一个大国到一个强国，中国需要在思想力量和理念上影响世界，以使软实力和硬实力两翼双飞。现代西方社会危机重重，需要东方智慧的互补和帮助，而中国的伦理思想处处闪耀着东方智慧。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的：“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
周亭：首先，应重视对脱贫攻坚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塑造，切忌自说自话，要多研究传播对象的话语，用别人听得懂、听得进的话去讲自己的故事。其次，应重视传播主体的选择，让更多脱贫工作的参与者、受益者和研究者成为重要的信息源和传播者，用个性化的、最朴素的、专业性的话语去讲述困难和变化，过去和现实，经验和不足。最后，应重视传播的叙事策略，避免愿景展望式、工作总结式、成果汇报式的宏大叙事，多讲接地气、显真情、动人心的小人物故事。
沈斌：一是传播技巧方面，小切口、大叙事，用普通人物的故事，讲述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二是从历史的角度，勤劳致富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三是无论是传统的以物易物，还是国际贸易，都是从传统的附加值积累，实现了超越普通贫困意义上的国家发展和个人财富的增长。四是粮食安全永远是各个国家的基础安全。
王洪波：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我们应该注重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淡化扶贫对外报道的意识形态色彩，加强中国扶贫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一是以人为本。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这一点在扶贫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要把镜头指向一线，把焦点放在基层，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挖掘一批具有思想性、时代性、代表性、生动性、对外性的中国扶贫故事。二是客观理性。一方面要讲足讲好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另一方面要直面困难与挑战，特别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水灾情的背景下，多挖掘一些各地克服困难的真实案例和典型人物故事，展现我国取得脱贫成果的真实鲜活过程，避免因为过度成就报道造成外界对中国发展现实的误解和怀疑。同时，要避免将中国减贫经验绝对化，注重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减贫经验的内涵，寻找中国经验的可借鉴性。三是融通中外。要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下，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减贫经验的世界普适性，让中国的减贫经验与各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真正落地见效，实现中国扶贫故事与国外受众的共情，以真实的情感感染人、以共同的愿望吸引人。四是精准施策。中国扶贫故事的受众一般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国际扶贫专业人士、国外专家学者、普通大众等。针对不同的受众需求，要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策略，提升中国扶贫故事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和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AXW005和2018CUCTJ001）
（转载自对外传播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