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大上学那会儿，有一次我在书架上找到一本书，封面很好看，上半部分是纯净的蓝天，下半部分是漫漫黄沙，往里面翻，是美轮美奂的洞窟壁画。我学的是历史，自己也非常喜欢艺术创作，看到这么个地方，我当时内心就想着，这或许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

1982年的冬天，20岁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宁强，买了张从成都去敦煌的火车票。三天两夜后，他到了莫高窟。

到的时候是晚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几个老同志，把一路风尘仆仆的宁强安排在了莫高窟前的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大西北的暖阳透过窗户，把整个屋子塞满。醒来的宁强，望着窗外远处堆积的黄沙，黄沙的轮廓还泛着一层带毛边的光。

敦煌学专家宁强（受访者供图）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敲响了他借宿的房门。这是宁强第一次与段老先生见面。60多岁的段老问他：“年轻人，这里又冷，又荒凉，也没什么人，来了是什么感受？”

那个时候，个人理想主义色彩重，为喜欢研究的一个东西，很多人愿意付出一生的代价。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宁强，很真挚地回了句：我想死在这里。

这是宁强的诗与远方。在申请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之前，他给段老写了封自荐信，信封里还藏了张自己的小照片。宁强觉得，照片里小知识分子的文艺气息，与段老他们年轻时很像，这个夹带“私心”的小动作，后来也确实给段老留下了好印象。

当年宁强在自荐信中夹带的个人照（受访者供图）

在20世纪末，敦煌是个黄沙漫漫、飞沙走石的荒凉小县城。敦煌艺术神秘的面纱，还等待着考古匠人们层层揭开。未曾踏上这片黄土的人们，靠着想象和传说，意会敦煌文化的美好。

“我当时以为敦煌就是个庙，里头有些老头儿和老太太，像段老，感觉他就像是庙里的老和尚。”宁强说。

后来，他与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正式在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报到。所里的老同志们，见来了年轻人，热心快肠。樊锦诗老先生拿着自己的饭票，带着他们去食堂吃饭。带着学生在石窟实习的北京大学教授马世长，经常找宁强，聊自己多年前在莫高窟的那些岁月。

做研究是快乐的。宁强告诉新京报记者，他身上揣着洞窟门的钥匙，能随时进出洞窟。为了让年轻人早点上手，老同志们领着他们，挨个洞窟去看，讲得也极其仔细。几个年轻人，加上几个老同志，把图书馆、食堂、宿舍、洞窟有规律地串联在一起。

有一年夏天，莫高窟外刮起沙尘暴，昏天黑地。细碎的小石子，偶尔伴着沙尘朝人脸扑来。宁强站在门口，隐隐约约看见沙尘中有个人影，人没讲话，但能听到滋滋的收音机声音。

拿着收音机听新闻，在沙尘中散步的是被同行誉为敦煌“活字典，活资料”的史苇湘。“60多岁的老先生，走在沙尘里，如闲庭信步一般。我问他，怎么飞沙走石的要走在外面？” 宁强回忆，史老先生也是四川人，上来就一口四川话：“我习惯了嘛，要不要一起走几步嘛？”

两人在沙尘暴里，站在历经千年岁月风霜的敦煌石窟下，聊起了唐玄奘的故事。再到后来，宁强奔赴国外，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一尊彩色菩萨像下，上了几年学。

宁强曾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中的这尊彩色菩萨像下上课（受访者供图）

30多年后，宁强从首都师范大学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如今在该校执教还不到一年。2022年6月10日下午，他第一次在线上给自己的研究生讲了堂分析敦煌艺术的课。近一个半小时的课程里，涉及洞窟构造、佛像造型、参观仪式等多个内容，讲述着敦煌文化的神奇与不朽。在6月11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新京报专访了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敦煌学专家宁强。

谈个人故事

新京报：作为“文革”后敦煌研究院接收的第一个大学生，讲讲你与敦煌文化的缘分。

宁强：在川大上学那会儿，我喜欢泡图书馆。有一次，我在书架上找到了一本让我备受震撼的书，书的封面很好看，上半部分是纯净的蓝天，下半部分是漫漫黄沙，这两种颜色对我的视觉冲击很大，再往里面翻，是美轮美奂的洞窟壁画。我学的是历史，自己也非常喜欢艺术创作，看到这么个地方，我当时内心就想着，这或许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

所以，临近毕业前，我就给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段文杰写了封信，要求到敦煌工作。段老也给我回了信，让我去敦煌看看再做决定。当时他在信里就说，“冬天你要是招架得住冰霜和漫天大雪，就留下”。后来，我就真留下来了。

我当时跟段老先生是正经签了合同，拜了师傅的。第一次来到莫高窟，看到壁画，非常兴奋，也是真正意义上，近距离体会到了什么是艺术奇迹。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图/IC photo）

1984年8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到了1987年，敦煌研究院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美国学者，他的语言能力很强。在会上，他跟我们中国人讲中文，跟日本人讲日语，跟法国人讲法文，甚至跟我们的香港学者讲广东话。

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很大，后来我就想，要成为世界上优秀的敦煌文化研究专家，光在莫高窟是不行的。当年大批德、日、法的探险家来挖掘文物，留下了第一手的文字记录，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个让我们中国学者都极其不舒服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那会儿在敦煌研究院，我们都是雇请翻译来整理资料。这种感觉就有点隔靴搔痒，效果不是太好。后来我就找到段老先生，跟他讲，我也想成为（那位美国学者）那样的人。段老很开放，说不仅是语言问题，我们也要有国际视野，就让我去读个“洋博士”。我问他去哪儿，他说要去就去哈佛大学。再到后来，段老写了封很“硬”的推荐信，第一行就是：宁强是我们敦煌研究院最优秀的年轻学者。

所以我1991年就去了哈佛大学，继续学习敦煌文化。

新京报：赴哈佛大学攻读艺术学博士后，你又在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院校任教，在这段历程中，你对敦煌文化的理解有了哪些不同？

宁强：放在以前，我们在敦煌研究院时，有个自嘲的笑话。“做敦煌研究的人，不敢走出敦煌一步。”因为大家的知识体系都是在敦煌建立的，你走到新疆吐鲁番，就不懂当地的文物了。

比如虽然都是佛教文化，莫高窟主要是大乘佛教，而新疆的石窟特别是龟兹石窟群，以小乘佛教为主，而这些洞窟又不像莫高窟保存得那么完整，大量壁画和雕塑流失海外，想知道它原来什么样子就得去德国看、去法国看，这样你才能够搞得懂。

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画（布鲁斯-滕 摄/IC photo）

在国外学的内容，实际上它与国内的差别不太大，但不同之处在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重考据、重风格分析，而西方重历史语境。西方会把敦煌文化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

这种习惯“串起来研究”的方法，更具宏观性。敦煌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并广泛吸收不同文化的优秀基因，才构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面貌。比如，有些国外学者看到一些敦煌洞窟的壁画或是菩萨造型，就会告诉你，这个风格跟两河流域的文化相似，或者会说跟印度的一个什么石窟里的壁画相似。

结合大的历史语境很重要。同时，理解后的创新也很重要，眼界打开之后，研究的高度和广度就会出来。

谈敦煌价值

新京报：你曾出版过《中国敦煌学史》《敦煌佛教艺术——美术史的分析》等多部著作，这些系统性的著作想表达什么？

宁强：《中国敦煌学史》是合著的，主要是想厘清敦煌学的基本结构体系，并使之规范化。《敦煌佛教艺术——美术史的分析》这本书，是力图对敦煌艺术的总体风貌作出较为清晰的描述和剖析，将过去具体而微的深入研究转化为全面宏观的系统研究。

除了理论的表述之外，我也想传递一个信息，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并不教条，并且有很强的趣味性。在敦煌文化中，其很多生动的细节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各种状态，这里面形象有的是贩夫走卒，有的是皇室官僚。

甘肃敦煌博物馆，展厅内复制的敦煌莫高窟复原佛教壁画（图/IC photo）

敦煌艺术所记载下来的东西，其实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关心的议题也都大致一样。像敦煌257号洞窟西壁中部的《九色鹿经图》，讲述的就是诱惑之下人性选择的故事。

敦煌学包含了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这其中还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敦煌文化、敦煌学绝对不是什么冷门绝学。对于这份璀璨的中华文化，不管是进行梳理调研，还是自己的些许领悟，只要能传递出去，也就达到了“利益众生”的目的了。

新京报：你的大多数作品是以敦煌学为基础，2019年“敦煌艺术精神——宁强教授绘画精品展”也在兰州成功举办。敦煌文化对你的艺术创作会产生哪些影响？

宁强：对于大多数中国艺术家来讲，他们基本上都干过一件事，那就是往敦煌跑。这说明，敦煌是给了我们这批人灵感的。

我记得，回国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徐冰在一次视频采访中说，这么多的佛龛和洞窟，这些淤积在历史文化中的一种痕迹或是脉络，给他创作带来了影响，这种具体的影响是什么可能说不清，但它一定是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

宁强在天水麦积山石窟里考察（受访者供图）

对于我来讲，以敦煌壁画为例，它对我的影响并不是技术上的，并不是教你怎么去描摹。这种影响来源于透过壁画而感受到的一种创新的艺术精神，杂取种种集为一体。所以，我后来创作的作品中都能看到敦煌的影子。比如，我会运用中国画中写意的笔触进行敦煌宗教哲学思想的展现。也创作了一系列以佛教思维、语言和经典图式为观念的绘画作品。

新的道路是需要寻找、需要创新的。我之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艺术创作，除了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以外，我还希望有一些原创性的研究贡献。所以，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有时候我也觉得，创作还真不是文人雅趣，要写几个字、画几幅画这么简单。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创作出新的观念、新的艺术语言、新的视觉元素、新的视觉意境和风格。说大点，这样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贡献。

谈文物保护

新京报：今年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保护：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我们要怎样讲好敦煌文化故事，让敦煌壁画和洞窟“活”起来？

宁强：祖先留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分享给后辈。让他们知道我们有最好的艺术家，有最优秀的文明成果。所以，最近几年，我也一直呼吁，希望把敦煌文化教育纳入到小朋友们的通识教育里。

这个提法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敦煌艺术博大精深，晦涩难懂，其中涉及生老病死等一些不太适合给孩子们普及的内容。我原本也有些担心，但后来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

2018年，我就带着上海、北京一群八九岁的小朋友去敦煌游学，一开始我就给他们布置了一道题，待满7天后，每个孩子要交份作业，作业是一幅画，题目就叫《天堂》。这7天里，带着他们看洞窟，告诉他们壁画上的故事。后来看到释迦牟尼佛涅槃，孩子们说，菩萨睡着了。

宁强带着孩子们在敦煌莫高窟进行游学（受访者供图）

结束时，有个北京的小姑娘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猫的天堂，里头有医院，有猫爱吃的冰淇淋，有猫住的家，还有“飞天猫”和“九色猫”。她从壁画上学到知识，把天堂理解为——没有疾病，没有饥饿，只有幸福。小姑娘把纯粹的感情投射到了猫的世界里。

后来，小姑娘在课堂上和同学分享了自己的感悟，说长大以后也希望成为敦煌研究所老先生们这样的人，成为敦煌的守护者。我觉得这种游学的做法，就起到了作用。这也是讲好敦煌文化故事的一个表现。

新京报：在敦煌文物保护方面，目前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问题，要做出哪些努力？

宁强：我一直觉得敦煌文物的保护，它是个系统工程。我们不能流于某一个专业或者某一个领域。从技术层面来看，它包括了人才培养和技术手段创新，从理念层面来看，它又涉及了文化传承等问题。所以，它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不断优化的过程。

另外，我们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敦煌文物也要进行分别对待。作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种保护，更需要群策群力。在参与度上，我们也要有广阔的胸襟，这样也便于把敦煌艺术传播到全世界。

新京报记者 | 张建林

编辑 | 陈静 

校对 |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