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与学术写作系列工作坊｜张志洲：新中国外交的演进
——话语与动因分析
10月25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科研与学术写作工作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第二讲“新中国外交的演进——话语与动因分析”在西校区国内大厦4号楼408会议室举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为工作坊该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本次讲座由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刘滢主持。
【嘉宾介绍】
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学术期刊《国际论坛》副主编，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曾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观点精粹】
1. 外交概念通常基于国家中心主义，但也有多元主体论。不同定义背后是不同的外交理念和国际关系哲学论。
2. 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外交的首要任务是为经济建设争取最有利条件。
3.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话语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话语的继承、延续和创新。目前有很多新概念、新表述出现。新时代中国的外交话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对外传播在外交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
4. 外交话语体系的演变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利益因素、体系因素、权力结构因素、观念的因素、国家自我身份定位的因素，国际制度的因素以及文化传统因素。
【讲座内容】
讲座伊始，张志洲教授介绍了外交话语演进对研究外交政策及其对外传播的重要性。他指出，研究外交政策的对外传播首先要了解外交史，而外交话语作为外交史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了解外交史的重要线索。为了让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更好地掌握外交话语演进的背景和内涵，张教授首先解释了外交的概念和外交史的构成，随后溯源新中国外交和三大外交方针，并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重点议题，最后再对新中国外交话语演进的阶段和动因进行深入分析。
对于外交的概念，张教授对其四要素展开阐释。一是行为主体，外交行为的主体可以是机构如外交部，也可以是人如外交人员和国家领导人等；二是代表性质，外交需要具备国家或组织的代表性；三是行为方式，外交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如主场会议、双边或多边谈判；四是事件与目的，外交需具备目的和目标。张教授还对几类外交形式进行辨析，如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政党外交、穿梭外交、秘密外交、第二轨和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其中，公共外交概念在美国是基于公域和私域的区分，而在中国民间外交概念包含了一种官民二元结构。张教授指出，外交概念通常基于国家中心主义，但也有多元主体论。不同定义背后是不同的外交理念和国际关系哲学观。对于经典现实主义论者所谓“外交的衰落”，张教授 指出实际上是“职业外交”的衰落而元首外交、首脑外交的兴起，实质上这是一种职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观点。随后，张教授谈到为什么从“话语”视角来认识外交，指出外交史是由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之下国际关系史的一个部分。历史不能被单一理解为史实，而是由事件（史实）、观念与话语三者共同构成的。“话语”在外交史中具有特殊的标志性，能解答新中国外交的定义与定位。
第二部分，张教授从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渊源说起。新中国外交开始时的路线选择与中国在国际共运史中的身份有关，而中国的身份与“俄国十月革命医生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背景有关，也与新兴的中国寻求国际支持有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外交原则，确认三大“外交方针”，即“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并扩大了朋友圈。张教授接着讲解了对苏外交、中俄关系、对美外交、对日外交、周边外交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等十二个新中国外交重点议题，表示这些主题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的概貌，展现了新中国从“弱国”向“主要大国”的身份转变和外交成就。
讲座中，张教授详细介绍了新中国外交话语演变的三个主要时期：冷战时期、改革开放后、习近平新时代。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外交话语处于冷战特别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也由对苏“一边倒”变成中美苏“大三角”。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话语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展开，如“奉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南南对话、南北对话；从“韬光养晦”到“外交为民”等。张教授强调：“改革开放就是一个融入世界的过程，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总体性的外交战略。”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涌入，促进了中国外交话语的更新，包括人权的理念输入，但也在一定时期酝酿了社会动荡的风险。张教授表示，这一时期外交的首要任务是为经济建设争取最有利条件。如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正处于霸权国家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施加更大体系性和结构性压力之下，正处于全球发展新阶段，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张教授认为，新时代外交话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外交话语的继承、延续和创新。目前有很多新概念、新表述出现，如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他认为，“对外传播在外交领域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
基于上述的新中国外交话语演进，张教授进行概括和归因，指出“外交话语体系的演变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利益因素、体系因素、权力结构因素、观念的因素、国家自我身份定位的因素，国际制度的因素、文化传统因素”。张教授分析了新中国外交话语演进有五大最关键的动因，那就是国家生存、安全与发展的需求，国际体系与国际结构带来压力与对压力的回应，地缘政治认知和心理的反应，外交基本功能的反映，以及受文化、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利益判断的影响。
最后，张教授作了五点总结。一是新中国政权诞生于世界体系之中，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时代性转折与延续的特征。二是新中国外交话语从“革命外交”到“和平外交”，不仅是外交模式和时代背景的转变，也是国家身份的转变。三是外交话语演变作为观察和研究新中国外交的重要视角，受到国家利益、体系、权力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四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要素。五是“党管外交”，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制度，中国外交有能力把复杂的外交事务处理好，把国家对外战略执行好。而外交之所以称为外交，根本说，还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供稿：刘锡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