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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萍】社交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境遇与创新发展

作者:时间:2019-10-25点击数:

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从人类新闻观的形成角度来看,它始自一种简明扼要的洞见,经由几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探索,逐步丰富,不断突破,逐渐趋近成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党报理论阶段和党的新闻舆论理论阶段。本文梳理了社交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三种错误认识和现象,结合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实际,从地位论、功能论、方法论、实践论四个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社交媒体时代,指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和智能手机普及基础之上的人类信息传播阶段。2010年前后,中国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使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人类传播格局发生剧变,新闻观也相应而变。自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立以来,它作为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随着人类传播的变革不断发展。立足新时代,如何契合新的传播业态,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讲话和文章,是中国共产党针对新闻舆论工作中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主动亮明观点,明确新形势下中国新闻业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讲话和文章,无不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不断探索和最新成果。


一、廓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


新闻观是特定时代人们关于新闻传播的观念的总和。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新闻观。各种新闻观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传播技术基础和专有的意识形态观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观念与学说的理论体系,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针,揭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客观规律,明确了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方针原则”[1]。如果从传播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视域出发,从物质和意识共存的角度出发,考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可以将其分为党报理论阶段、党的新闻舆论理论阶段两个历史阶段。

党报理论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和宣传的相关论述,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体对象是党报党刊,核心内容是探讨党报党刊与党组织的关系、党报党刊对于党组织的重要意义、办好党报党刊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法,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闻自由观。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宣传、交流和文化的相关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基础;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党报党刊理论进行了中国化探索。党报理论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确立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其一,提出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党报党刊要遵守党的纲领、阐述党的主张、按照党的精神办报办刊。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2]毛泽东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要“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3],“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4]。

其二,提出了“党派性”,强调党的报刊要表达和捍卫无产阶级利益。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提出“党派性”;1905年,列宁首次提出并论述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明确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5]。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6];整风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关于党报党性原则的系统化论述,严格规定党报要同党中央保持政治步调的一致,严格按照党的方针进行宣传。

其三,从党内民主建设的角度提出党报应当成为党内批判的强大思想武器,党报党刊要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进行新闻传播和宣传。1849年马克思在为《新莱茵报》辩护时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7]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起草制定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了工人参与监督国家和企业活动的细则。列宁主持制定的俄共(布)八大党纲规定,党和苏维埃报刊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揭露各种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罪行,指出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党纲还规定,凡是在报刊上谈到其行为的人或机关,都必须在最短时间在同一报刊上作出认真的合乎事实的反驳,或者说明缺点错误已经改正。如果没有发表这样的反驳或说明,革命法庭就可对上述人员或机关起诉[8]。1947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窑洞对”中提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把加强民主监督视为中国共产党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而民主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新闻批评。1954年,毛泽东针对党报开展新闻批评,提出实行“开、好、管”三字方针[9],这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新闻批评的指导性方针。

上述三个基本原则犹如“铁三角”,构成了19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期无产阶级新闻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明确了无产阶级党报的性质、地位、功能。21世纪初期,随着社交媒体成为人类传播的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从党报理论阶段迈入党的新闻舆论理论阶段。

党的新闻舆论理论阶段。这一阶段集中体现为社交媒体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以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治理为主题的习近平新闻舆论重要论述,深入阐发了社交媒体时代无产阶级政党掌握舆论主导权的观点主张。随着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媒体,党的新闻工作全面转向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习近平把互联网治理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这意味着媒体融合态势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着力点已经从新闻宣传转向新闻舆论。这既是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国际传媒激烈竞争冲击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发展的结果。

社交媒体时代,舆论的主体是社会民众,而宣传的主体是政党或政府组织。党报理论向党的新闻舆论理论的转型,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从聚力于强化党的主流媒体的单向式传播,转向聚力于引导主流媒体报道和民众观点意见的耦合。社交媒体时代,舆论的流向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单线型传播转化为去中心化的离散型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唐绪军提出,舆论是一个权重很大的变量,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舆论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中国政治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10]。党的新闻舆论理论应时而生,是党报理论在新时代、新的传播生态下的新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从人类新闻观的形成角度来看,它始自一种简明扼要的洞见,经由几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探索、丰富,不断突破,逐渐趋近成熟。习近平新闻舆论重要论述应中国社会之变而生,积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经验而成,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驱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与实践中的迷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新闻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是引领新闻理论研究的灯塔,也是护卫国家发展、人民福祉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理论界不仅广泛吸纳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中新闻生产的规律性方法,而且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贯彻于新闻理论研究之中,这具体体现为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贯穿于新闻学术研究以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实践。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利益主体争先“发声”,社交媒体中时有“杂音”,导致公众和新闻从业者产生了一些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错误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新闻媒体功能的认知,弱化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成效,甚至可能动摇“党管媒体”的理论基础。

其一,曲解党性原则,认为没有先进政党性,就没有人民性,扭曲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也是考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首要话题。有些学者罔顾人民性先于党性存在的客观事实,提出没有先进政党及其党性,就没有主体人民及其人民性。理论上的混乱,必然引发对于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质疑,进而否认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党性是无产阶级形成之后的产物,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表现,是普通民众利益的抽象提炼;党性是人民性的精华,从理论上来说,党性代替不了人民性。随着无产阶级政党本身的发展,党性的内涵也是变化的,而不变的是她始终代表群体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来自于人民、来自于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她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始终追求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本质的要求。

其二,贬低“党管媒体”,断章取义地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中国社会现实。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析当下的传播实践时,有人采用移花接木术贬低“党管媒体”,理论上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一些文章引用1842年2月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来反讽中国现实,批评当前党对新闻媒体的管理和调控犹如普鲁士政府管制出版自由的暴行。实质上,在此文中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令是政府为了防止人民的批评而制定的,其后果是制定者自欺欺人并伤害人民的心灵,新闻自由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得到保护。“书报检查法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11]而当下,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保持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和谐稳定的舆论环境。加强党委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并非为了取消思想的多元化,而是强调多元并存、一元主导。

脱离马克思主办资产阶级民主报刊的特定语境、简单套用马克思早年关于自由报刊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新闻自由思想的误读,与中国国情党情的现实相背离。

其三,贯彻落实形式主义化,认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做“传声筒” “放大器”。当前,在一些理论研究与传播实践中还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挂在嘴上、写在纸上、停留在口号上的情况。在开展党的舆论工作时,抓不住时机、掌握不好节奏,丧失新闻传播的主动权;在社交媒体传播格局中,缺乏议程设置、话语空泛,难以发挥新闻传播的引领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理论转变为实践,从写在纸上到刻在心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一些主流媒体受裹挟于全球化浪潮的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缺乏“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意识,难以澄清谬误、服务大局;难以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开展舆论监督。一些主流媒体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干扰面前,缺乏“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丧失“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战斗力,不能迅速、有效地向受众阐明依据西方价值观批判中国现实的危害。在受众看来,主流媒体传播中存在的含糊其词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迷雾,实质上是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褪掉它鲜明的批判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机械地、教条地、走秀式地落实。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2]发挥理论的彻底性,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贴近受众、贴近实际的角度,给受众提供破除迷雾、认清现实的工具,公允、科学地阐明新闻传播现象的本质及其客观效果。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知识社会学创始人卡尔·曼海姆曾提出,辩证思维始终致力于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当前我们在社会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是什么?其次,当前的要求是什么[13]?随着移动互联网推动人类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聚焦媒体融合,深刻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时代要求,从地位、功能、方法和实践四个角度涵盖了党的新闻舆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深化和创新。

从地位论角度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闻舆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舆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和可靠保障。习近平从“五个事关”对新闻舆论工作定位:“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14]2013年被称为中国媒体融合元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媒体融合的思路、原则、方法、路径作了全面而精辟的阐述,清晰回答了怎么融、融到什么程度、达成何种目标等问题。

从功能论角度来说,习近平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表述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报纸“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这一洞见深化、细化;对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内涵——在报纸工作中忠实地体现党的政治路线——给予了实践层面的设计。在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形象生动地诠释了社交媒体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社会功能。如何落实这一使命任务,习近平提出:“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5]新闻舆论“四力”的建设,在于建设良好的舆论生态,发挥新闻传播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进而引导社会情绪、动员广大群众、推动党的工作。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习近平明确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6]。党性原则、以人民为中心、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在中国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的方法论,这三条基本原则回答了党的舆论工作“怎么做”的问题,不仅是新闻从业者理论认识的工具,而且是党的舆论工作者实践的工具。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原则,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就是要坚持“用事实说话”,客观呈现现实世界。这三条基本原则要求做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与客观呈现现实世界的平衡,做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和坚持正确政治立场的平衡。

从实践论角度来说,习近平强调做好新闻舆论工作要把握时度效,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17]。结合当前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技术的变革,习近平针对网络舆论工作进行了阐发和部署,在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他对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提出顶层设计和行动纲领: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以“四全”媒体,即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和全效媒体,打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边界,逐步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媒体融合新格局。当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深化媒体融合发展,正在逐步构建全新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系。

从上述四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创新发展不仅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而且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要继承其党报理论思想,也要强化其科学性和逻辑性,这样才能真正把新闻传播为党服务和为人民服务有机结合起来。


注释:略。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19年第10期)

(责编:乌诗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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