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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晓英】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一个叙事学视角

作者:时间:2019-04-04点击数:

          本文认为,面对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叙事的话语垄断,我们的国际传播必须传承中国文化智慧和优良基因,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并具普遍意义的叙事学,用自己的声音和“一多不分”的话语体系,向全世界愿意倾听的人讲述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和基本精神,开辟中国与世界交流和对话的新境界,筑就人类未来的新篇章。


2013 年12 月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阐明了软实力与话语权的密切关系、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及其目的和意义。


本文尝试从叙事学视角对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建设加以阐释,并试图回答以下基本问题:什么是话语?什么是叙事?如何从叙事学视角来建构对外话语体系?


概念的阐释


苏格拉底曾说:“智慧始于对概念的定义。”在界定“话语”和“叙事”两个核心概念之后,本文再讨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


其一,什么是话语?


“话语”一词在中、西语境里有不同的含义。在中文里,话语强调善言或口德。根据顾建平的《汉字图解字典》,“话”的小篆体是“”,左边是言,表示好的言语;右边是昏字去掉日中间一横,念guā,有“塞口”的意思,即好话一出则恶话、假话者语塞。话的本意是善言,泛指言语。“语”左边是言,表示叙说;右边是吾,即我,表示向人表达自己,本意是与人谈话。可以看出,“话语”一词含有用善良的语言与他人沟通交流之意。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我们说的话都在播撒着不同的种子, 善良的语言有助于说话者取得成就。俗语有云:说好话如口生莲花处处香,说恶语如口出毒蛇人人怕,口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英文里,“ 话语” 一词偏向于学术性。话语的英文是discourse, 从拉丁语discursus(来回奔跑)发展而来,有口笔头交流对话的含义。在不同的场景,discourse 一词又有不同的含义。


一方面,在传统语言学里,话语指口笔语中的句子、语句、言语或篇章,即语言连续体,其研究对象不超过句子。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研究主要关注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在叙事学中,结构主义叙事学学者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首先提出“话语”的概念。话语是超出句子的统一体,是“叙事内容外在表现的综合”,其研究对象是“在内容和结构上构成一个整体的言谈或文字”,包括整篇文章或整篇作品。叙事学者认为,仅仅研究文本语言是不够的,也要关注句子的上下文或语境,包括作品的作者、作品中故事的叙事人以及各种人物、作品的传播者、阅读者、评论者、研究者等叙事主体说出的所有话语,甚至包括以潜在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话语,比如那些外在于作品的作者和一般读者对作品的评价等,因为在叙事话语研究者看来,叙事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活动。另一方面,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哲学里,话语是 “一种调控权力统治的规则系统”,是“隐藏于人们意识中的深层逻辑,它在黑暗中控制语言表达、思维以及所有不同群体的行为标准,它是某种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一种语言表达”,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话语深处的意义根植于人类劳动、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话语的功能是“产生真理”,分析话语的目的是“理解那种创造出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空间的各种机制”。概括而言,与语言学、叙事学着重形式的话语观相比,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哲学的话语观则着重关注隐藏于话语深层次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


总而言之,中文传统语境中的“话语”侧重口德,旨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而西方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流派研究的“话语”,侧重知识探索(intellectual inquiry),挖掘语言背后的观点及其意识形态,勾连语言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阐述真理和知识的语境性发展趋向,提出回到语境的理性。


其二,什么是叙事?


叙事一词在中、西语境中也有不同的含义。在中文里,“叙事”一词强调叙述的方式。根据顾建平的《汉字图解字典》,叙,左边是余,像简易的茅屋;右边是又,表示如盖房时铺排屋顶的茅草那样依着次序。叙,本义是次序。事,在甲骨文里写作“” ,在金文里写作“”,像手持上端有叉的捕猎器具,表示从事打猎,泛指事情。叙事,就是按事情的发展顺序进行叙述。在英文里,“叙事”一词也偏向学术性。叙事的动词是narrate,叙事就是用话语讲述社会生活事件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的是“话语”一词,而不是“语言”,也就是说,叙事不仅仅使用语言,还使用一套话语体系,特定的话语体系构成了叙事文本,关于“叙事文本的理论”就是叙事学(narratology)。叙事活动包含了“谁讲故事”(叙事者)、“什么故事”(文本)、“谁听故事”(接受者)三个核心环节,这也是叙事学的基本逻辑框架。


西方叙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对叙事提出的模仿(mimesis)和叙事(diegesis)的“二分说”可以说是叙事的源头:模仿就是装扮成另一个人并用其声音说话,而叙事就是用自己声音直接讲述故事,是与模仿不同的一种讲故事方法,两者是对立的。柏拉图强调叙事而贬抑模仿,因为在他看来,叙事者在叙事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叙事者在场很重要。柏拉图对两种叙事方法的区分到20 世纪便发展成为展示(showing)和讲述(telling),前者是叙事者通过自己的意识反映外部世界,让读者直接观察人物的言行和内心活动,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后者是用语言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受众。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叙事标准也有利于我们对叙事的理解。他把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件与实际的叙事情节或描述加以区分,并指出后者永远是一种建构,根据审美的考虑,呈现经过选择和安排的事件的一部分。


概括而言,中文传统语境中“叙事”侧重讲述方式,将存在视为不断流动、变化、往复的过程,强调连续流动的整体性,就像盖房子时铺排屋顶的茅草一样;西方语境中的“叙事”关注叙事方式,但同时也强调叙事者在叙事中的重要性,强调现实世界与文本世界的分离。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叙事学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一直以“他塑”为主,这种“模仿”的叙事方式或者以别人的口吻来讲述我们的故事的方式对我们十分不利。当前,我们已充分认识到“自塑”的重要性,逐渐从“他塑”为主转为“自塑”为主,正在努力以“本人”的口吻向世界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需要用什么理论来支撑?本文认为,我们需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叙事学。


“谁讲故事”(叙事者)、“什么故事”(文本)和“谁听故事”(接受者)这三个核心环节是叙事学的基本逻辑框架。关于中国对外传播的叙事者和接受者,我们已经清楚了。关键是讲“什么故事”?本文认为,建构与中国文化思想相联系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


(一)西方思想文化的本质是“一多二元”


西方思想文化的本质是“一多二元”。在“一多二元”中,“一”代表主宰一切的上帝,决定宇宙的秩序;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即为“多”。“一”与“多”之间以及多个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即所谓“二元”。二元论的观点自古希腊就存在,比如柏拉图的理念——事物二元论。他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理念世界是绝对的、静止的、永恒的“彼岸”世界,可感世界是变动的、易逝的现实世界,两者是分离的。


最早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传教士采取了“介入与镶嵌”式传播策略,即把中国思想传统介入和镶嵌到欧洲宗教或形而上学话语体系中。因此,在传教士编撰的词典中,“天”变成了“heaven”(上帝之天堂),“义”变成了“righteousness”(听上帝的话),“孝”变成了“filial piety”(对上帝的虔诚),“礼”变成了“ritual”(教会礼仪),“道”变成了“the way”(上帝之路)等。结果,“中国思想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被解读,但始终低西方思想一等。在西方的东方主义视野中,中国代表着神秘落后、愚昧原始、停滞不前”。


(二)中华文化的“一多不分”是另一种话语体系


与西方的“一多二元”相比,中华文化的“一多不分”是另一种话语体系。“一”指整体,即天、地、人不分,世界浑然一体,错综复杂,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一”内涵于“多”之中。比如,四季既是分明的,又是互相延续的。个体既独立于整体,也统一于整体,换句话说,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是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一”与“多”是互含不分的,因此称“一多不分”。简而言之,这样的世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人与人具有相互归属性,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内在联系在一起,难以分开,彼此都是对方存在的条件。换言之,“没有上帝对自然世界的主宰性,却有万物互系不分性”。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相互转化,处于动态的全息联系之中。


中国文化里充满了“一多不分”的故事,比如,“天地人”理念、“家国”理念、“和而不同”理念等。


1.“天地人”理念


关于“天地人”理念,《荀子·天论》有一段精彩的话:“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这段话的大意是:天的职能深奥莫测,广大无边,可以不用做就成功,不用谋求就得到。因此最高明的人不会与天争高低。天有四时的变化,地有丰饶的资源,人有自己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办法,这就叫天地人相配合。


2.“家国”理念


“家国”理念在《孟子》和《荀子》中都有迹可循:“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荀子》)


孟子认为,鳏、寡、独、孤四种人是天下最穷苦而没有依靠的人,建议齐宣王发布政令施行仁义,一定要首先考虑他们。“五疾”指聋、哑、瘸、断手和发育不全的侏儒等患有五种疾病的人。荀子建议,官方应收留患有五种疾病的人,根据他们的能力安排一定的工作,并给予他们衣食。他强调,要照顾到所有人,不要有遗漏。在这里,弱者被当作家人对待,家庭概念被延伸并运用到国家治理中。早期儒家学派认为,国家和家庭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用当代民主话语来讲,如果国家提倡人人担责,那么国家应该确保每人都具备教育、工作和健康等必要条件,以便让每个人都承担起责任。同样,国家必须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负责,确保他们的福祉。


美国哲学家罗思文在其著作《反对个人主义:儒教对道德、政治、家庭和宗教的再思考》中写道:“在西方,几乎没有与以上观点对等的思想。苏格拉底在建构其理想国时考虑甚多,但是没有想过是否总有足够的食物分给每个人。富裕的雅典人不得不支持宗教庙宇和体育比赛,而不是养活穷人。”他接着写道:“21 世纪,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绝大多数公民都会反对荀子所倡导的一切主张,因为追求自由、独立、自主和个人责任的社会不能引导人们往那个方向发展。”


3.“和而不同”理念


“和而不同”理念已深入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人早就对事物的差异性有深刻理解。在《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中,老子就写道:“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世间事物与人性情不一,有的先行,有的随后,有的缓和,有的急躁,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自爱,有的自毁。所以,古人提倡“和而不同”(harmony of differences/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习近平主席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理念。


“和而不同”理念也体现在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一带一路”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致力于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走上共同繁荣的发展之路。通过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我们希望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不同于西方的“地球村”概念。地球村的基本逻辑是:因为文化差异会带来“文明的冲突”,所以试图倡导以西方为主导的“共同价值”,以经济一体化推进政治一体化,最后消除地域界限,消灭文化差异,从而使旧的体系崩溃、新的体系建立起来。相比地球村的“一多二元”的西方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典型的“一多不分”的中国叙事。


中国文化叙事源于“一多不分”宇宙观,天地皆相通,天人合一。“中华文化不是把‘人’设为不可改变本质性的(being),而是人人是联系不分的‘做人过程’(becomings)。”在与西方叙事的互鉴中,田辰山教授梳理出了贯穿中国故事的“以关系为本”或“以道为本”的大道至简的红线。“中国故事讲的是‘以关系为本’‘以道为本’,张扬的是‘一多不分’、天地人、格物致知、通变思维以及崇尚‘中和’。”


安乐哲教授说:“‘一多不分’观为儒学和中华文化内核;期待新世界文化秩序的呈现,需以儒学‘一多不分’的意识增强人类命运共同感,领悟从‘一多不分’文化视野去理解中国与世界未来的途径。”


结 语


面对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叙事的话语垄断,我们的国际传播必须传承中国文化智慧和优良基因,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并具普遍意义的叙事学,用自己的声音和“一多不分”的话语体系,向全世界愿意倾听的人讲述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和基本精神,开辟中国与世界交流和对话的新境界,筑就人类未来的新篇章。



最后,借用历史学家吕思勉的话作结语:“中国人的对物,允宜效法西洋,西洋人的对人,亦宜效法中国。这两种文化,互相提携,互相矫正,就能使世界更臻于上理,而给人类以更大的幸福。采取他人所长,以补自己所短;同时发挥自己的所长,以补他人之所短。这就是中国对世界的使命。”



作   者:

章晓英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摘自《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一个叙事学视角》,《国际传播》2019年第1期)

《国际传播》是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协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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