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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伟】重访体育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特性

作者:时间:2019-03-18点击数:

本文刊载于《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要:体育新闻学是新闻学与体育学的交叉学科,近年来居于较为边缘的属性和尴尬的学术地位,还被贴上“玩具部”、和“渗水的船”等标签。研究运用逻辑分析法,从体育新闻专业主义、新媒体和融合媒体发展等几大视角重新审视体育新闻学的基本特性,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体育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特性;新媒体和融合媒体研究是体育新闻学未来研究的核心特性。研究提出了新形势下体育新闻学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体育新闻学;学科特性;新闻专业主义;新媒体;融合媒体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9154(2019)01 -0021 -07



有关体育新闻学研究特性的探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有不少论述。中国体育新闻学学科创始人之一郝勤将体育新闻学的特性归纳为专业性强、交叉性强、应用性强和实践性强四个特性。他认为,体育新闻学是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现象和规律的专门学科。[1]魏伟提出,就从属关系而言,体育新闻学隶属于体育与媒介研究,体育与媒介研究又隶属于体育传播学研究。[2]美国新闻学研究者斯科特·雷纳迪(Scott Reinardy)和韦恩·万塔(Wayne Wanta)对比了普通新闻与体育新闻的差异,提出了六个不同点,即导语不同。普通新闻的导语直接而具有事实性,体育新闻的导语更具创造力和不同寻常的意味;普通新闻兼顾5w1h,体育新闻集中在其中的why为什么和how怎么样;普通新闻着重于法庭、警局等建筑,体育新闻聚焦于人;普通新闻力图提供不自以为是的平衡性陈述,体育新闻通常携带有关运动员和运动队的评价;普通新闻记者需要与信源保持距离,体育新闻记者由于长期跟队与信源距离近;普通新闻无法预知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体育新闻则多数可以提前预知从而事先准备写作。[3]这些显著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体育新闻的独特性和体育新闻学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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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体育新闻学在新媒体时代来临之前就已经经历过型变。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鲍耶(Raymond Boyle)认为,随着媒介与体育关系的市场化、商品化和国际化持续迅速发展,体育和新闻业正在被重塑和转型。[4]由于新媒体日新月异的样态变化和社交媒体带来的关系革新,体育新闻业界在过去几年中发生巨幅震荡,体育新闻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不可小觑的变化。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体育新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大量新鲜甚至陆离的学说,体育新闻学研究的“玩具部”特性,以及在新媒体冲击下一条“渗漏的船”等提法让体育新闻学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在这种背景下,对体育新闻学的学科特性重新展开分析研究,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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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新闻学的边缘属性和尴尬地位

“体育新闻学”一词属偏正式构词方式。从归属来看,新闻学研究者认为体育新闻学更加偏重新闻学而非体育学。对此,体育学者似乎并无异议。体育新闻学目前的尴尬地位,实际上与其母学科“新闻学”和“体育学”的属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新闻学和体育学都是较为典型的经验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从业者的经验总结和探索,缺乏较为严密的逻辑系统推导和深刻的哲学观照。“新闻无学”、“体育无学”的观点是伴随着这两个学科的诞生就一直存在的。体育新闻学是在新闻学和体育学基础上成长出来的特殊类型,因此它的边缘属性和尴尬地位似乎显得“顺理成章”。英国文化学者加里·万内尔(Garry Whannel)提出,体育是社会中关注的部分,体育新闻也无处不在,但一旦探讨起体育新闻学就让人感觉缺少严谨性。信息化的体育新闻学的生成是失败的。[5]雷蒙德·鲍耶,大卫·洛弗和加里·万内尔明确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体育新闻学持续而严肃的分析较之真正‘严肃’的社会领域和新闻学领域的研究少了很多。”[6]雷蒙德·鲍耶甚至还指出,不少学者认为体育新闻学是研究非批判类的体育助推器和营销方式的学科。提出简单和平庸的问题而不是深入和恰当的问题是体育新闻的常态。因此,体育新闻学经常被放置在一本新闻学著作的结尾部分或者干脆没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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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体育学中的“其他”学科

在体育学研究中,体育新闻学的小众地位是其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在竞技体育的传统分层中,一场有媒介转播的赛事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竞技赛事,以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直接相关的人员为主;第二层是赛场赛事,指发生在赛事内事件的最终结果,包含竞技赛事和现场观众,当然也涵盖场边的各类体育记者;第三层是媒介赛事,包含赛场赛事和所有转播结果。[8]在这种分层中,体育新闻的“介入者”主要分布于第二和第三层,在传统意义上是与竞技赛事本身有距离的。尽管资深体育新闻从业者被绝大多数体育人认定为“自己人”,但这种从属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早在2005年就认定“体育新闻传播分会”为其下属的二级学会,但在历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中,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并没有成为单独的申报类型,而是归属于TYK“体育学其他学科”之中,这种边缘地位是导致体育新闻研究者缺乏主流认同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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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闻学中的“其他”学科

如果说,体育新闻学在体育学中处于小众地位,那么它在新闻学中的地位更加令人尴尬。雷蒙德·鲍耶的表述相对中性。他认为,体育新闻是新闻媒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公正地考察并不在声望最高的序列之中。“尽管对其商业领域的重要性给予认同,但体育新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正在发展中的被称为‘新闻学研究’的整体部分缺席对待的。”[9]在欧美国家里,开设体育新闻专业的高校寥寥无几,即使是开设体育新闻课程的学校多数也较为边缘。体育新闻学在新闻学研究者中难免给人留下“与传统新闻学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是泛娱乐化的印象。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类似,在新闻传播学中,体育新闻学也被归为XWG“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类型。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唯一的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近20个二级分会中,并没有体育新闻学类别。这是体育新闻学边缘地位的又一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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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体育传播学类别中的一小部分

在中国,体育新闻研究一开始是与体育传播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从体育新闻传播分会的名称就可见一斑。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二者无法相提并论。体育新闻的实践和研究领域只是体育传播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目前体育新闻传播领域唯一的国际组织名为“国际传播与体育协会”(IACS),其会刊是SSCI收录期刊《传播与体育》Communication & Sport。近年来,在国际体育新闻传播领域中较为活跃的学术期刊《国际体育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和《体育媒介学刊》Journal of Sports Media中,体育新闻研究所占的比例不足两成。在成都举办的两年一度的国际体育传播高端论坛也逐渐将体育新闻类型的议题束之高阁,近年来体育新闻传播分会的各种工作坊也几乎都与体育新闻学无关。这种尴尬的地位导致体育新闻学研究者在数量上越来越稀少,有些体育院校降低了体育新闻类课程的比例,部分学校根据就业形势大幅度缩减了体育新闻专业学生的数量甚至停招,与之相对应的是体育播音主持、电竞游戏类主播、广播电视编导等艺术类专业和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招生的火爆。体育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几乎都跌倒低谷,而且基本上看不到东山再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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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四届全国体育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年会上,郝勤教授甚至提出,体育新闻学正在“死去”。那么,体育新闻学的这种尴尬地位是由其本身的属性决定的吗?体育新闻学研究是不是已经没有意义,缺乏价值?在主流新闻传播学界中,体育新闻学是不是真的与娱乐甚至“八卦”新闻等同?它的学理价值何在?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学类型,体育新闻学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


2 解构“玩具部”:新闻专业主义是体育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特性

有关体育新闻是新闻中的玩具部的说法其实是来自于充满争议的美国著名体育解说员、名人堂成员霍华德·科塞尔(Howard Cosell)。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体育新闻是人类生活的玩具部”。[10]美国著名体育记者雷德·史密斯(Red Smith)据此提出,体育新闻是新闻中的玩具部,写作规则截然不同。[11]那么,“玩具部”究竟是不是体育新闻的本质属性呢?体育新闻专业主义是否存在并且是体育新闻学的特性之一呢?

2.1 体育新闻专业主义的困惑

美国新闻学者迈克尔·索尔文(Michael Salwen)和布鲁斯·加里森(Bruce Garrison)认为,体育记者在新闻行业逐渐进入专业主义时代以后,很难调整自己过往娱乐性考量大于新闻专业性考量的习惯,展现出了许多不适应的特质,而且自认为“同其他记者的工作属性不同”,主动调低自己的专业主义指标,并且展示出显著的忧虑感。[12]英国体育文化学者罗布·斯蒂恩(Rob Steen)提出,新闻专业主义在体育领域的存在感似乎越来越低。只能由“官方渠道”发出的声音让运动员、教练员在面对媒体时小心翼翼、极其谨慎,绝大多数运动员会被接受应对媒体的“专业”培训,他们接受采访的时间精确到分钟,绝大多数令他们为难的问题都可以退给俱乐部专门应对媒体的官员。[13]标准化的媒体应对方式让一些体育记者不得不另辟蹊径,甚至投机取巧,一些虚假新闻也就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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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体育记者似乎也安于现状,澳大利亚文化学者大卫·洛弗(David Rowe)通过调查认为,体育记者被困在新闻业的“玩儿国”里。他们比非体育记者开心,只有17%的体育记者对工作不满足,其他记者感受到的高工作压力,他们只感受到一半。[14]美国学者威廉姆·卡西迪(William Cassidy)甚至认为,体育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不及政治新闻的一半,这从他们对于许多敏感问题的报道中就可见一斑。[15]这似乎印证了体育新闻从业者自身区别于其他类型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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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卫·洛弗以《悉尼先驱晨报》为代表的澳大利亚体育新闻与一般类型新闻的对比研究,体育新闻在问题导向、话题类别、人文关怀和批判性等层面与其他类型新闻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体育新闻没有只关注体育本身,因此他提出,“玩具部”并不是体育新闻的真实属性。[16]丹麦学者索伦·舒尔茨-约根森(Sören Schultz-Jörgensen)对丹麦、瑞典和挪威的体育新闻报道展开分析后,也确定了体育新闻的“贫民窟隐喻”,即受众更为关心的还是比赛结果、综述等常规赛事报道的范畴,对由此延展开来的政治、经济话题和花絮类新闻的关注度并不高。[17]之后由德国体育传播学者托马斯·霍尔基(Thomas Horky)和荣格-乌韦·聂兰德(Jörg-Uwe Nieland)领衔,对世界范围内22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文本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结果。在全球范围内,体育新闻主要聚焦于预测、描述和反映体育事件,回避棘手的社会问题,并突出观照杰出的体育人士(尤其是名流)。[18]因此,“体育新闻是新闻媒介报道中的玩具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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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体育新闻的功能考察

恰恰因为体育新闻不同于其他新闻类型的特质,使得当下对于体育新闻的研究显得更加有意义。美国学者特里希亚·詹金斯(Tricia Jenkins)在对体育新闻重要性的分析中指出其促进了公民之间的一致性,同时减少了社会中的不满情绪。[19]这是体育新闻经常被忽视的一种“调节阀”功能,具备这种功能的新闻种类屈指可数。此外,美国学者托马斯·奥特斯(Thomas Oates)和约翰·保利(John Pauly)还提出了体育新闻具有促进群体身份认同的功能:“尽管体育新闻报道没有提供有关公民的重要信息,但却可能为他们带来文化叙事,这些文化叙事框架并且型构了他们对群体认同和民主社会关系的理解。”[20]这是促进社会有机融合的另一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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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体育新闻专业主义的适用性和发展前景

随着《太阳报》、《世界新闻报》等以挖掘体育丑闻事件为主、为主流新闻界不齿的“小报”逐渐沉沦,体育新闻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健康且可控的。过度娱乐化的体育新闻可能除去新闻主体以外,实质上正在逐渐退出体育新闻类型,进入到八卦等“小报”类型之中。近期澳大利亚文化传播学者皮特·英格利什(Peter English)关于不同国家间体育新闻记者的对比实证研究,驳斥了长久以来指责体育记者是拉拉队员而不是批判报道者的刻板成见[21],这一研究是体育新闻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它把新闻领域长期以来对于体育新闻不涉足批判的谬见进行了解剖式的论证,在新闻学研究领域中的刊发是具有发散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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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学者的研究结果都完全支持英格利什的论断。美国传播学者玛丽·哈丁(Marie Hardin)、钟布(Bu Zhong)和艾林·怀特塞德(Erin Whiteside)通过对大量美国体育记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比例较大的中老年体育记者持续与自己的信息源保持朋友关系,甚至经常接受礼物从而导致负面报道受到影响的确是体育新闻圈被诟病为“玩具部”的重要因素。但他们同时也提出,一旦体育记者能够将职业伦理置于正确的位置,他们仍然是社会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2] 这一论断实质上并不是在根本上认同体育新闻的“玩具部”属性,它对另一个层面——体育新闻的伦理展开讨论,需要另辟篇幅来阐述。

综上所述,从属性上来说,体育新闻学并非研究“玩具部”的学科。英国新闻教育者詹姆斯·托尼(James Toney)甚至将体育新闻与政治新闻展开类比,发现两者的区别其实不大:“两者都被(报道主体)谁在前谁在后所困扰,都分析战略和战术,都是胜者获得青睐和采访机会,目标随时发生转变。两者都通过理由或活动来赢得受众的兴趣和热情,但也都在最激动的时候偶有拖后腿的情形发生。”[23]随着当代体育新闻业的不断“液化”,体育“新闻从业者和社会公众的个体在新闻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网络节点上不断的相互介入、相互挤占、相互渗透,缘由的框架被不断突破、变形甚至不复存在,新的意义不断溢出”。[2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育新闻专业主义仍将是主导体育新闻业态发展的核心内容,依然是体育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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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密“渗水的船”:新媒体和融合媒体研究是体育新闻学未来研究的核心特性

澳大利亚体育文化学者布雷特·哈金斯(Brett Hutchins)和大卫·洛弗在《新媒体与体育传播》一书中,将媒介融合形势下的体育新闻学视为一支“渗水的船”。[25]新媒体主导的媒介整合让传统意义上报纸体育新闻工作者、广电体育新闻工作者和新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边界渐渐模糊,“跨界”工作成为了当前体育新闻从业者的日常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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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媒介时代体育新闻工作者身份的流动性

美国传播学者布莱恩·莫里茨(Brian Moritz)认为,与数字体育新闻相比,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体育新闻呈现出高度的制度化特征,他们的报道中心仍然紧紧围绕故事展开。数字体育新闻则遵循苏·罗宾逊(Sue Robinson)的“作为过程的新闻”的范式[26],更多呈现出无主题的“流”的趋势。当下体育新闻工作者的紧张感正来自于在故事中心论和过程中心论两种范式之间的摇摆。[27]报纸体育新闻记者的工作往往是从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布开始的,还时常在广播电视媒体担任解说员评论员。广播电视体育新闻记者和解说员则承担了相当数量的印刷媒体和新媒体评论的职能,有人还开设了以自身为主体、以体育受众为主体受众的新媒体平台和网络销售平台。这些现象的出现深刻地映射了媒介融合时代下体育新闻学在内涵和外延层面不得不直面的崭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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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发布的议程设置

皮特·英格利什指出,早在2007年,《卫报》为了迎合网络受众对于时效性的需求,率先规定体育部记者的任何消息必须首先通过网络发布。[28]“网络优先”的原则而后蔓延到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传统媒体。但这一原则带来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体育新闻的时效性和对受众的吸引力都有所提升。但另一方面,一些未经多重信源验证、未经深度调查的可疑信息开始充斥新媒体体育新闻市场,尤其是社交媒体领域。这使得整个体育新闻业的公信力都受到影响。澳大利亚学者梅林·舍伍德(Merryn Sherwood),马修·尼克尔森(Matthew Nicholson)和蒂莫西·马约里班克斯(Timothy Marjoribanks)通过研究发现,部分体育新闻记者时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体育职能部门和机构提供的官方信息,而是突出自己在采访报道和写作中的主体性,使得自己牢固地掌控体育新闻的议程设置。[29]于是,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油管youtube、阅后即焚snapchat、图片墙instagram、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反而成为了重大体育新闻率先发布的重要场所。从雅虎跳槽到ESPNNBA转会市场的首席“内幕”专家沃神(Adrian Wojnarowski)总是在推特上率先发布信息,不少运动员甚至是在看到推特消息发布之后才得知自己已经被交易。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体育新闻生产和发布的渠道和方式。因此,布雷特·哈金斯和雷蒙德·鲍耶认为,在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的故事陈述方式和调查技能、编辑监督和工作场所标准、常规报道的轮次和认证、建立和保持“线民”关系的能力,以及他们为体育新闻业获得的报酬等都发生了不可小觑的变化。[30]这些技能的高低,恰恰是新媒体时代体育新闻记者竞争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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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交媒体时代体育新闻传受关系的模糊与流动

雷蒙德·鲍耶和理查德·海尼斯(Richard Haynes)认为,社交媒体的特性使得新闻学与“世界体育”以及体育明星的关系发生变化。体育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也演变成“一场新的对话”。[31]这种关系的转换跳出了体育新闻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传受关系在悄然发生变化,信息源的建立和关系维持方式跟以往大不相同,旧的议程设置被改写,把关人的门槛降低,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公正性原则都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运动队和联盟可以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播发信息,运动员与体育迷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接对话,这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建构了体育迷-运动员之间的相互作用。”[32]运动员(教练员、甚至官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反对令人不快的媒体表征”的言论,[33]这使得大众媒介在过往体育新闻报道中的独家话语权受到挑战。但与此同时,体育组织、体育职业俱乐部在自己能够发布消息的同时,同样也关注传统媒体对于自己的报道。而且,他们对新闻发布有自己的理念,既有商业利益同时也兼顾人文主义色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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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西蒙·麦克恩尼斯(Simon McEnnins)对体育记者对于受众通过博客、推特等社交媒体发布体育信息的行为进行了深度半结构化访谈,访谈结果也许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大部分体育记者没有感受到来自这些非专业群体的新闻发布对他们的职业“威胁”,同时也不认为这些体育信息或评论是低层次、无价值的。他们认为,这为他们的职业增添了新的信息来源(前提条件是信誉度高的信息发布)。体育记者本身拥有的是文化优势。[35]普通受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会质疑体育记者的动机和职业素养,这会持续挑战体育新闻的专业主义和美誉度。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4 体育新闻学的学科特性重述

通过研究,笔者趋向于认为,体育新闻是新近或正在发生、发现的公众预知、未知而应知的有关体育事实的报道。体育新闻学是研究体育新闻活动、现象、工作规律和体育新闻事业的一门新闻学的子学科,它同时也是体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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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闻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体育新闻史、体育新闻理论与体育新闻实务三个部分。其中,体育新闻理论部分包括体育新闻本体论、体育新闻的特质、体育新闻生产、体育新闻规律、体育媒介经营和体育新闻管理六个版块。[36]

体育新闻学既是新闻学在体育报道这一特殊领域中的渗透与拓展,又是体育这一人类社会文化活动在新闻业中的体现与延伸。体育新闻学的基本属性涵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以应用性为主,实践性大于理论性,专业特征显著。体育新闻学在现阶段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融合媒体时代下体育新闻活动、现象和工作规律的新趋向,奇观体育赛事(根据体育传播学者安德鲁·比林斯和劳伦斯·文内尔Lawrence Wenner的划分,包括体育巨型事件giga-event、体育重大事件mega-event和体育主要事件major event)研究[37]、体育名流在大众媒介中的叙事[38]以及体育新闻事业中的性别和性属差异等。


5 结语:体育新闻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新闻传播学者陈力丹认为,未来的新闻学发展应该能够阐释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闻传播现象,有关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等,都需要在新的传播环境下重新思考。[39]体育新闻学受到了新媒体高速发展的影响,融合媒体的思维方式是对当下体育新闻从业者提出的基本要求。许多期望进入传统体育新闻媒体的年轻人在刚刚入行时绝大多数都被分配到新媒体部门。那么,体育新闻从业者究竟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和技能才能满足今天体育新闻业界的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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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写作能力依然是体育新闻从业者必备的第一要务

美国学者斯坦·凯特雷(Stan Ketterer),约翰·麦奎尔(John McGuire)和雷·穆雷(Ray Murray)通过对大量报纸、电视体育机构管理者和一线体育记者编辑的调查,指出了融合媒体时代体育新闻从业者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五项技能。这五项技能按照重要性的先后分别是基础新闻写作技能、融合新闻写作技能、不同媒介下的采访技能、截稿时间内的压力应对和多媒体技能。其中融合新闻写作技能包含在新媒体时代应当尽量写短小精悍的消息,但需要一天多次“带侵略性”地发布在多种媒介平台。不同媒介下的采访技能包括对信源的发展能力和在出镜环境下的直播能力。多媒体技能包含摄影摄像编辑等多重技能,甚至应当具备以网络、手机为核心的“多媒体职业态度”。[40]从先后顺序来讲,无论广电媒体还是新媒体记者都多次强调,写作技能仍然是最根本的技能。无论新媒体的样态如何发展,但体育新闻写作的能力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尽管新媒体的形态发展日新月异,但对于从事体育新闻学教育的教师而言,重视体育新闻写作和采访能力的培养依然是教学的内核和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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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数据和视觉化是体育新闻日常工作的重要手段

媒体形态的急剧变化和社交媒体的入侵令传统体育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一些过去未曾出现的新课题横亘于体育新闻学研究者的面前。例如,有“新新新闻学”new-new journalism之称的长形态体育新闻开始大量出现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中,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41]这一形态打破了后现代新媒体阅读极短化、碎片化、去主体化的特征。美国新闻学研究者克里斯托夫·塔洛克(Christopher Tulloch)和哈维尔·拉蒙(Xavier Ramon)对这一领域的新近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共鸣。又比如,体育记者已经开始采集或运用大数据来报道新闻,但德国学者托马斯·霍尔基和菲利普·佩尔卡(Philipp Pelka)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德国足球记者对于大数据的采集、运用和解读都存在不可小觑的偏差[42],这有可能延展到世界范围内体育记者对于大数据和数据视觉化等问题的判断。吴小坤和童峥认为,数据新闻对传统新闻价值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新闻价值甚至需要被重新定义。[43]体育新闻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近年来在各国都有大量研究。德国学者丹尼尔·诺洛克(Daniel Nölleke)克里斯托夫·格里默(Christoph Grimmer)和托马斯·霍尔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社交媒体的信息是体育新闻的信息源,两者之间呈现关联度强的互补性。体育新闻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较大,但在社交媒体上体育新闻的受关注度较低。[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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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工智能与其他新媒体技术是体育新闻工作的必要补充

人工智能体育新闻是对体育新闻学的又一个挑战。由于对于时效性的高要求,使得人工智能机器人率先用于体育新闻的写作显得顺理成章。2015年,新华社就开始使用机器人“快笔小新”来撰写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报道,速度快效果好,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腾讯公司使用dreamwriter来创作体育新闻。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人工智能机器人“张小明”通过对奥组委数据的接受和分析,每天可以撰写30-40条奥运新闻,并且可以添加自动配图和语气,被誉为“第二代”体育新闻机器人。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通过机器人赫利奥格拉夫Heliograf发布了大量里约奥运会的新闻。《纽约时报》体育版“副主编”——机器人山姆·曼彻斯特Sam Manchester在里约奥运会期间与注册用户的短信聊天甚至一改报纸严肃刻板的印象。[45]人工智能用于体育新闻写作,当然可以为体育记者和编辑节约时间和精力,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人工智能将很快取代专业体育新闻工作者来创作,那就进入了技术决定论。新闻学者杜骏飞认为,“新闻即人,新闻学即人学,新闻精神即人本精神。”[46]不难想象,由于感性思维的阙如,加之复杂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新闻伦理判断能力的缺失,短时间内人工智能体育新闻写作在深度、高度、广度和锐度上还是无法匹敌专业的体育新闻工作者。如果将体育新闻视作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提到的“修补术”(指不具备专门技术而只是零敲碎打地做修补工作)[47]的话,那么至少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创作的体育新闻仍然缺乏“人性”。实际上,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感受器新闻、VR、无人机等技术运用于体育新闻报道都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写体育新闻的“规则”,但万变不离其宗,受众对于体育新闻消费的核心内核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48]这些新媒体技术是新时期体育新闻工作的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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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闻学是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随着体育在消费社会中地位的与日俱增和竞技体育在当代社会中符号隐喻功能的放大,越来越多的体育人和新闻人都意识到体育新闻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体育新闻学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上所述,体育新闻学的诸多特性决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对传统新闻学的学习似乎很难触及体育新闻学的基本特性。从过往来看,从事体育新闻报道的一线从业者有相当比例经历过体育新闻学课程的学习或在职培训。对于体育新闻学研究而言,无论是“玩具部”衬托下的体育新闻专业主义,还是“渗漏的船”观照下的新媒体与融合媒体背景下的新变化,都是体育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新闻传播学者喻国明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的“下半场”,渠道显得不那么重要,传受之间的主客关系变成人人都是传播者的主主关系,用户需求层面、消费层面和市场层面的改变是关键。当前不少高校开设的媒体课程都在提示学生,传媒工作者在数字媒体时代需要样样精通,这实际上是对专业的一种巨大的蔑视和不尊重。[49]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的通俗说法实际上对应的并不是媒介技术的无底线和媒介伦理的无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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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体育新闻学并没有“死去”,只是它的内涵和外延正悄然发生型变。体育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特性和思维模式都面临新的挑战。体育新闻学特性的变化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变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体育新闻学的特性将被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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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际体育传播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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